（2）时间的消失

第二点把我们带往全球史的核心，全球史的许多提倡者都明白这一点。

在涉及时间问题时，“全球史”这个宽泛的叫法其实目前涵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在刻度的一端是所谓“大历史”，试图覆盖尽可能长的时间。它关注人类物种的整个进化史，甚至包括生命出现之前宇宙的发展。在刻度的另一端，我们会发现对变化毫无兴趣或不太热衷的全球史学家。他们较少关注事件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经典问题，而是着眼于同时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主要是对同时性和同步性感兴趣。他们青睐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

这种方法极为有用，很好地展示“视野的拓宽”，这是全球史的一大成就。直到最近，西方研究欧洲中世纪盛期———一个经济扩张和富有文化创造力的时期（想想欧洲的那些大教堂吧！）———的学者当中，就连那些最为博学的，也只是隐约意识到同时期宋朝的存在，反过来可能也一样。

全球史强调了这种同时性，而且至少将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添加到11或12世纪更丰富的图景当中。法国了不起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他的著作《封建社会》中（发表于1939~1940年)已经将西欧和日本的封建主义作出了比较。

有一类流行的全球史著作由很多横截面组成，它们可以带我们环游世界。

它们这样做有不同的目的，一种方法是寻找差异并展示互不相连的事物的同时代性。它们让读者对人类处境不可思议的多样性感到惊讶。任何这样一次环游世界之旅，至少在现代世纪里，都会显示出极为不同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程度。

通常，这种多样性并未得到解释。如果目标是作出因果解释，那就必须使用比较的方法，虽然这么做一定会减少所探讨的案例的数量。因此，就有著名的“大分流”问题。

早先的表述方式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出现？”最终，这一问题成为部分欧洲和部分中国地区之间的比较，但世界其他地区都被忽略了。在我看来，关于“大分流”的辩论并不是全球史最好的例子，因为这里几乎没有涉及到关联。而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就对这个问题表述得至少同样深刻。

另一种方法更关注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

例如，这一流派的历史学家们发现，17世纪中叶是整个欧亚大陆极为动荡和暴力的一个时期，从满洲征服中国到中欧的三十年战争和英国的革命。为什么有这些相似之处？一个有影响的理论认为，气候变化（通常所说的“小冰川期”）是联系所有这些个案的决定性原因。

这里所用的解释模型相当简单。也许过于简单，相似的结果要由相似的原因来解释。所有这些方法都基于对于同时性的假设，它们需要比较同时期的经济体系的表现，或者它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制度的崩溃———明朝、斯图亚特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会同时发生，而且不同事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

在许多方面，全球史的确更注重空间而不是时间。在空间被西方历史学家忽视了两个世纪后，这种做法重塑了历史公正。然而，这种全球分析涉及到地理和其他自然原因方面的讨论往往是静态的。对于“大分流”最有影响的解释，将廉价的煤炭供应和美国殖民地农业用地的剩余作为英国优于江南的决定性因素。同样，小冰川期是人类行动之外的一个外生因素，是一个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因素。

再举最后一个例子。现在有很多关于跨国甚至全球网络的优秀研究。总的来说，“网络”是全球史的核心比喻，它的重要性堪比社会史中的“社会”、老派世界史中的“文明”，或者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生产方式”。这些“网络”是人类———商人、士兵、传教士等———或者物质对象在空间中的分布。它们可以被描绘，特别是借助新的数字手段，但是这些网络很少被认为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它们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变迁也往往被忽略。

也许，我们不应该对全球史要求太多。人们应该感谢“空间转向”所带来的知识进步及其在全球的应用。我的方法论的要点是:当前许多全球史研究中的共时方法应该帮助对历时变化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