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再回到我的主要论点:全球史学家共享的世界主义眼光，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还有他们使用的部分术语）的普遍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全球史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全球史有不同的国别风格，这些风格源于多样的历史经验和智识传统。

当前，主导全球史国际话语的学者来自美国、英国和印度；他们是在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权威。如今年轻一代的德国全球史学家更愿意用英语写作。他们的最高目标是在一家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欧洲、甚至是国家特性，保留了下来。

就举一个例子: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社会主要是由多种族的新近移民组成的。相比之下，欧洲人倾向于着眼长远:德国每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习拉丁语，并且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很自然地把悄无声息的社会进化视为常规，迁移和流动是这一规则的例外，而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和长久的事实。

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所学的社会史几乎没有提及过迁移。由于近年来全球史的崛起，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例子很好地表明，历史研究中的这个新趋势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过去被忽视的那些方面。

第四，全球史也经常被指责有“总体化”的野心。

那种声称是所有一切，或者是大人物、大趋势和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的庸俗世界史也许是这样。但是负责任的全球史与此相反，它既不是一堆混乱的事实，也不是综合性的历史哲学。它是一种探讨跨境问题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不应通过推断或者“理论”，而是要以原始资料为基础，运用已经建立的历史研究方法。

宏大的综论———比如我自己关于19世纪的书———虽不讨人喜欢，却也少不了，但这种书并不能体现全球史。这样的综论间或有些帮助，只是随着研究的发展进步，它们很快就过时了。连那些“鸿篇巨制”也应该从非总体化的角度来书写。它们无法面面俱到。它们应该避免仅仅是胜利者的历史，也应该考虑失败者、受害者、穷人、落后和无助的群体:数百万始终停留在全球史学家热衷的网络之外的那些人。

第五，全球史的关键术语是“关联”。

更确切地说，全球史的视角集中在各种跨境关联上，但只涉及那些不同寻常和具有变革性的关联。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些对人、经济体系、自然栖息地、世界观或任何相互联系的事物有影响的关联。并不是所有的关联都有历史意义。

关联通常被想象为一种“流动”或者“流通”。这是一个有用的图像。然而，这里面存在着忽视流通受阻的危险，或者忽视流动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转变这一简单事实。一套思想体系（比如宗教或者法律制度）从发送者传播到接收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物体经过商品链，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关联研究常常被全球史学家视为一种优于比较研究的选择。我更认同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的做法，他那本关于19世纪的名作《现代世界的诞生》，副标题中就把“关联和比较”两个术语都包含在内。比较仍然是全球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是部分或有限的比较形式。比较整个宏观结构，比如整个帝国、世界宗教甚至是“文明”，并不总是明智的。

第六，全球史不应该总是在高度抽象的统一层面运作。

它应该发展“变焦”技术，可以调整焦距，去审视细节，然后再从细节移开，转向更宽广的画面。从这个意义上，不同规模的尺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区域（甚至本地）视角不应被看作与全球视野完全不同的方法。只不过全球史“变焦”的范围朝着广角杆延伸得更多一些。全球史要想保持活力，只有尽可能接近历史学家的正常关切，避免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以为更有知识和洞见的领域。

最后，我们来讨论什么可以称为“中心主义”这个棘手的问题。

全球史最初的理论基础，尤其体现在后殖民理论当中，是它的反欧洲中心主义。而且，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已经非常成功。再也没有谁敢声称自己认同“欧洲中心论”了。

然而，仍然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默认的欧洲中心主义”。换句话说，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研究本国的历史学家都占据绝大多数，这个简单的事实不足为奇。欧洲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始终会关注欧洲国家，在这一无关紧要的意义上，他们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

资料图：旧有绘制版世界地图

在欧洲或北美的大学里，不太可能有历史学家会出于道德准则为欧洲中心主义辩护。几年前，当我试图指出19世纪的世界史（那时欧洲统治着世界！）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点“欧洲中心论”时，一位怒不可遏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告诉我，欧洲中心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雏形，因此是“走向种族灭绝的第一步”。

虽然这太极端了点儿，但“中心主义”这个话题不可回避。完全中立和公正的观点永远无法实现。问题始于我们的知识局限。我自己是真心努力在历史研究中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对象，可这种努力受制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对南美的了解远远低于我对欧洲，也许还有我对中国的了解。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爵士甚至从未试图掩盖他是一位印度专家这个事实。

虽然精心撰写并基于实证的中国、太平洋、刚果或者墨西哥中心主义的全球史是件好事，但这不能成为唯一的出路。这种有意“中心”化的历史可能会做两件事:第一件，它们会特别强调（又是价值判断！）本地区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以非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很可能会突出早期黄金时代的文化成就，并强调奴隶贸易造成的苦难。第二件，也是更为困难的，他们会试图重建生活在上述中心的人们当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倘若真能做到的话———必须以考古证据为基础。

这听起来也许令人惊讶，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献业已存在。如今，西方最好的全球史和世界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欧洲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自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人论述的“大分流”问题被重新表述为英国和中国东部地区之间的微小和或有差别议题以来，再也没有人用胜利者的口吻谈论“西方的崛起”，反倒是讨论“中国的崛起”。顺便说一句，禁忌和顾虑少多了。

或者再举两个例子:世界各地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再否认或者淡化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恐怖。还有明朝的郑和已经成为全球史学家青睐的人物，如今世界史教科书中论述他的篇幅，至少和哥伦布与达伽马一样多。不再需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来树立郑和的声誉。

我想论证的是:只要具备资料和理解它们的能力，就应该能够想象和模拟各种“中心化”的视角，并在国际学者圈对其加以比较和讨论。大家都知道，西方汉学家们出于中国中心论而对中国生发的认同，很难被他们的中国同仁所超越。相反，绝对没有理由说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欧洲的中国学者，不能从欧洲的思想角度，也就是说以“欧洲中心”的方式思考问题。

一旦我们超越了历史愧疚这一艰难地带，一旦我们甩开了身份政治的包袱，我们应该可以把欧洲中心主义和其他各种中心主义去道德化，随后把它们放在平等的层面上，尝试将它们作为世界史的多种不同视角来运用，每种角度都有各自的合法性和智识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