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提高投资占GDP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已得到充分验证

正如开篇所述，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经济发展历程，揭示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历史趋势，而无需依赖复杂的统计手段来区分强劲的长期趋势与短期的波动。经过这样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投资占GDP比重较高，只不过是这一已延续两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的最新体现。

由于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经济进程，不仅得到短期研究的验证，也与经济理论的预测完全吻合，因此可以确定，这一历史趋势绝不会因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而止步。未来，必然会有更多经济体的投资占GDP比重超过40%。唯一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继续引领这一历史进程，还是会在未来被其他经济体取代。而这，显然将取决于中国所作出的政策选择。

投资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带来了一系列深远影响。限于篇幅，这里仅能概括其中几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其余的议题将在其他文章中进行专门探讨或已作过分析。

投资占GDP比重随经济发展而上升的趋势毋庸置疑。亚当·斯密早有预见，马克思更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理论中对此作了系统分析，凯恩斯亦提出过相关判断。虽然本文出于前述原因选取了极长的历史跨度，但即使采用不同时间范围、甚至持反对马克思和凯恩斯观点的学者，也同样得出投资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这一实证结论。

例如，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齐名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理性预期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考察了自1870年以来的长期数据，得出的结论与上文完全一致：“就美国而言，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内投资与国民储蓄占GDP比重随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但美国在这方面是例外；其他国家的数据则显示，这些比重随时间推移而明显上升。特别是1950-1989年间的比重，无一例外地远高于二战前水平。因此，长期数据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国内投资总额和国民储蓄总额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22】

简言之，尽管巴罗公开反对凯恩斯，并试图完全忽视马克思，他仍不得不得出与上述分析相同的经济结论。

这一跨越250余年的历史模式，清晰地印证了投资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往往越快。上述历史趋势，与近期大型经济体中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的较强正相关性完全吻合。例如，可参考《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中的相关分析。

近年来，随着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而非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系统性统计数据可查询得到，现代研究得以更清晰地揭示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大型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已超过0.9，接近现实经济过程中所能观察到的近乎完美的相关性，详见《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

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与经济学理论所作的预测完全吻合。无论在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都是重要的生产函数投入，相关分析可参见《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23】。因此，通过增加固定资本投入来提高投资占GDP比重，理论上会提升经济增长率——这一点，无论是在长期历史研究还是短期数据分析中，都得到了充分验证。

2024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速 国家统计局

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性相对应的另一面是：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也往往会越慢。事实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相关详细统计数据请见《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和《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

因此，提高消费占GDP比重的后果显而易见。由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国内经济的100%，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必然意味着投资占GDP比重下降，进而减缓经济增长。因此，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的论点实际上是支持减缓中国经济增速。

此外，由于GDP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因此，通过减缓经济增长率来提升消费占GDP比重，实际上是在主张减缓消费乃至生活水平增速。这正是为什么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的原因：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相关具体数据请见《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误解促消费对经济的危害》和《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

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会导致GDP增速放缓，这一事实完全符合经济理论。从定义上讲，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必然会降低投资占GDP比重，这意味着用非生产投入（消费）的东西代替生产投入（投资）的东西，而减少生产投入必然会导致GDP增速放缓。由于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经济增长放缓必然会导致消费增长放缓。

从验证或证伪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数据充分地印证了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结论：随着经济发展，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会不断上升。马克思在论及作为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投资时指出；“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发展中都得到了印证。”【24】 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固定投资水平与今天相比还极为低下，却能够准确预示此后近一个半世纪的经济演变，堪称历史洞察的杰作。这也强有力地印证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分析：“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而不是任何其他经济理论。”【25】

这些经济事实显然会对中国所需刺激政策的类型产生直接影响。上述趋势属于基本的战略判断，即中长期的宏观经济方向。它们并不否定在应对短期经济波动时，可能并不需要以消费刺激为主。但从战略层面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根本上取决于其高水平投资。因此，任何短期刺激措施都必须与这一经济战略相契合。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正式分析，请参见余永定的演讲《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

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之一。从上述历史数据、其他文献中的短期研究，以及即使是反马克思和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做的实证研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核心观点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来看，生产方式的演进和经济生产阶段的升级，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这证明，在这方面，新结构经济学与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任何与此相悖、未能得出“随着经济发展，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这一结论的理论，都不符合事实。

为什么很多人拒绝接受显而易见的事实？

最后，为什么显而易见正确的事情会被拒绝接受呢？

但上述事实都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历史数据、短期研究、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师，以及经济理论本身——都明确无误地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投资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那么，为什么仍有人试图否认这一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又为什么有人试图否认它对中国现实的影响？

首先，是显性或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傲慢。只要对各国经济结构进行事实比较，就会立刻发现，就投资水平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经济体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约为5%，而美国仅略高于2%。因此，任何客观判断都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优于西方。

但是，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许多西方评论家立即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合乎逻辑的结论：问题一定出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不是西方的！事实上，中国的投资水平远高于西方经济体，这在逻辑上本应引导人们这样思考：“是的，中国当然与众不同，当然不符合所谓‘平均标准’，因为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快于西方。如果中国采取与西方相同的经济结构，那么它的增速也会降到和西方一样的低水平！”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的高投资及其带来的高增长率。中国只是处于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了250多年的一个历史进程的最新阶段——在这一进程中，投资占GDP比重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的优势在于，它不仅实现了更快的GDP增长，也提升了更快的消费增长率。真正的问题出在西方经济体：它们已经偏离了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历史趋势，因而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

但西方的傲慢心态使得他们不可能理解，更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投资水平优于西方，符合经济发展基本趋势。真正落在历史潮流之后的，恰恰是西方经济体本身。

举个例子，高盛预测，2023-203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将急剧下降至3.4%。其给出的理由是，资本投资带来的GDP增长预计每年减少2.4%。而导致这一所谓急剧放缓的原因，是高盛声称中国投资占GDP比重将大幅下降：“预计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从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

据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的投资水平高于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国目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尽管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并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投资占GDP比重为34%。”也就是说，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降低自身的投资水平，并把经济增速放缓至那些增长率更低的经济体的水平。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凭什么要这样做？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速不仅快于这些西方经济体，并且在减贫方面的成效也远超西方经济体等等。自然，作为领先者的中国，其经济结构必然不同于那些落后的经济体！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当然有别于那些增长较慢的经济体！而中国之所以不同，恰恰是因为它顺应了已经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趋势。

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论调的荒谬和西方无意识的傲慢。假设一家公司想进入一个新行业，并向高盛寻求建议。高盛回复称：“在这个行业，有一家公司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公司。因此，你不应该向这家增长更快的公司学习，而应该向那些增长更慢的公司学习。” 所有人都会嘲笑这样的建议，然后立刻取消与高盛的合作合同。但在国家之间的比较中，这种逻辑却被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

西方论点的荒谬性之所以没有立刻被人识破，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傲慢——这种傲慢让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与西方存在差异，那必定是西方正确，即便客观证据恰恰相反。这种西方傲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纯粹的经济学论点不仅错误百出，而且与历史发展的事实背道而驰。

但与西方傲慢同样离奇、甚至更加危险的，是部分中国人所谓的“缺乏自信”或“崇洋媚外”。尽管事实和经济理论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西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也快于西方，但部分中国媒体却主张应转向西方模式。

他们的“缺乏自信”和“崇洋媚外”体现在：即使所有事实都证明情况相反，他们仍无法想象中国优于西方、中国正在超越西方、并以更快速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种缺乏自信和对西方的崇拜极其危险，因为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被采纳，中国的经济增速和人民生活水平增速都将大幅放缓。

结语

中国的投资水平并非反常现象。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进行了250年的经济进程的最新体现，也是中国在特定国情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所展现的经济先进性和发展水平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