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罗思义（John Ross）、罗一（Roy Singham）和吉塞拉·塞尔纳达斯（ Gisela Cernadas）】

在中国，有关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其中大多数讨论存在一个大的漏洞，即仅仅立足于抽象的理论，而没有对事关发展的现有事实进行系统性研究，或者只参照了少数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后者犯了统计学中的“摘樱桃谬误”（即仅仅挑选支持主观判断的数据，而忽视与主观判断不一致的数据）。

本文作为投资与消费系列研究的第一篇，将对整个全球经济、全球主要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实证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投资和消费在中国以及发展中（全球南方）经济体和发达（全球北方）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这些事实不仅清晰明了，而且是系统性的，这些事实也清晰地反映了许多地缘政治问题。

这两个基本事实是‌：

第一， 在大型经济体中，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正相关性（等于或大于0.90）。也就是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生活水平增长速度也随之越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低，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增长速度以及生活水平增长速度就越慢。

上半年，我国经济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0.5%，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5.6%21世纪经济报道

第二，与此相反，在中国等大型经济体中，消费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消费/生活水平增长速度也随之越慢。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指，一年新增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简称GFCF） 减去固定资本消耗（consumption of fixed capital) 。这里侧重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替代折旧资本的部分新增投资在价值上不会增加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能同时增加一个国家的GDP和资本存量。

下文的实证数据将显示，在大型经济体中，影响经济增长、消费、生活水平、国防、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许多关键的实际政策问题，均源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超高相关性。

这些相关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实践中无法回避。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高，那么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也就快，而如果中国削减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比如通过扩大消费占GDP比重的办法，那么其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都会放缓。

由于这些事实关系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大型经济体，它们对经济增长、消费、生活水平、国防、政治和地缘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这些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对经济政策和战略非常重要，因此本文将就此进行分析印证。为此本系列文章将分为上下两篇展开论述，本文为上篇。

上篇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本研究的方法论；第二部分我们通过经济规模划分不同经济组别，并详细阐述了不同经济体组别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事实细节，这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部分通过总结经济增长模式的事实及其产生的影响，阐述了为什么这些事实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对决策者非常重要。因此，不愿意阅读数据实证研究的普通读者和那些希望追踪大势的人，不妨直接跳读这一部分。

上篇的第四部分是附录部分，是通过详细的统计数据来评估较小经济体，完整绘制世界发展模式的图景。附录适用于希望所有的分析数据都经得起检验的经济专家。对于那些主要关心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人来说，可以略过。

下篇将详细阐述这些实际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对消费和生活水平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以及这一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研究的方法论

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相反，最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也即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哈耶克，曾清楚地阐明了大部分“西方经济学”重理论轻实践的错误立场。

例如，他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实证研究，无论是出于实际目的，还是仅限于借助特殊统计工具来增加我们对特定阶段贸易波动的了解，充其量只是对现有理论的验证”。【1】

这种从理论出发轻视实证分析的方法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法分析不同经济体的具体特点，而是从抽象的“一般”理论模型出发，设想出一种单一“普适”的经济模式。

与此相关的一个连锁反应是，尽管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世界银行有据可查（有217个经济体，其中210个国家有数据可查），但各种利用“面板数据”（即不同主体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数据集，描述多个主体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情况）进行的所谓“比较研究”，并没有根据经济体的规模进行分类，而是在研究中赋予它们同等的权重。

正如下文所示，这使得我们严重低估了世界经济过分集中的后果，从而得出的结论谬以千里，因为这些研究有时假设这217个经济体的经济模式都是相同的。

另一个错误则是，这类研究仅从地理角度（即按地区）对经济体组别进行分析，而没有区分不同国家的不同规模和发展模式。如下文所示，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导致对世界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得出错误的结论，进而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误导。

本系列文章是首次通过对经济体规模分门别类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能够精确识别不同规模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为让大家初步清楚地了解世界经济极端集中的现实及其影响，有必要指出：

1）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仅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这四个经济体就合计占世界GDP的50.9%；

2）世界前20大经济体占世界GDP的五分之四以上——80.3%。这一数字足以说明，这20大经济体决定着世界发展道路和模式；

3) 世界前50大经济体占世界GDP的绝大多数——93.0%；

4) 除世界前50大经济体之外，其余111个经济体中，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在世界银行有据可查的经济体的GDP合计只占世界的5.0%；

5) 所有161个世界银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可查的经济体GDP合计占世界的98.0%，即接近百分之百（其他经济单位占世界GDP的0.9%，其余占世界GDP1.1%的经济体世界银行未列出）。

为直观地反映世界经济的这种极端集中程度，图1呈现的是所有161个有世界银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可查的经济体占世界GDP比重，其中特别标出了世界前二十经济体各自占世界GDP比重。如图1所示，少数大型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占据压倒性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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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op30大型经济体：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高达0.85

上文提到因忽略经济规模的巨大差异，而得出错误结论的例子屡见不鲜，下面举一实例。

图2呈现的是世界前30大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简洁起见，下文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指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除非另有说明）。这30大经济体合计占世界GDP的85.8%。

图2显示，在这30个大型经济体中，固定资本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极高，为0.858。这些经济体发展模式相似表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定量因素决定的。

在这一点上，这些大型经济体之间不存在根本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不同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GDP增长的实际结果显而易见，呈现出一些明显的趋势：

1）中国和印度的固定资本投资净额占GDP比重最高，超过20%，因此到目前为止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

2）以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一组国家，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处于中等水平，约为10%，GDP增速亦处于中等水平。

3）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大多数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非常低，不到5%，GDP增长也非常缓慢。

这些数据表明，大型经济体发展模式有着共通之处。而且，对世界前30大经济体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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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来说，与占世界GDP的85.8%的其他大型经济体进行比较，更有可比性。

图2还显示，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或墨西哥）以及发达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它们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相似。这一结论，对中国乃至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2.世界最小的30个经济体：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系数很低

相比之下，图3呈现的是世界最小的30个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经济体合计只占世界GDP的0.1%，其中最大的赤道几内亚占世界GDP的0.01%，最小的基里巴斯则占0.0002%。

可以看出，这30个世界最小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和R平方值都较低，分别为0.36和0.13。

因此，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小型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很低，甚至几乎没有相关性——这与从世界前30大经济体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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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区分经济规模的比较研究会产生严重误导

最后，世界经济极端集中在少数大型经济体也进一步产生了其他影响。

因为小型经济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型经济体，但这些小型经济体仅占世界经济的极小部分。如上文所述，世界前50大经济体占世界GDP的93.0%，其余111个有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可查的小型经济体仅占世界GDP的5.0%——这50个大型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几乎是小型经济体的近20倍，尽管小型经济体的数量是这50大经济体的两倍多。

因此，任何以特定发展模式的国家数量为标准，而不考虑在世界GDP中不同权重的研究，都可能对中国或其他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产生误导——即使它以囊括所有国家为由，误导性地声称其研究分析是“全面的”。

为证明这一点，图4呈现的是占世界GDP的98%的所有161个有数据可查的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数据显示，这种相关性仅为0.49，属于低/中低水平，R平方值仅为0.24。

因此，这项未考虑经济体规模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所有161个有数据可查的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较低/中等或较低。但是，如上文所述，这一结论具有误导性，因为占世界GDP绝大多数的Top30大型经济体的这种相关性极高。

因此，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要弄清世界及各国发展模式，就不应将各国等量齐观，而应根据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来分类分析——世界经济的这种极端聚集模式，在以下数据图中展示地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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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分大小型经济体的必要性

回到世界经济总体发展模式事实的系统性的搭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本系列文章中的首次实证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利用国民核算数据和最新的增长核算法（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经济总量数据库使用的方法）来验证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基础数据集将包含120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有国民核算统计数据和增长核算数据的经济体数据——这些经济体占世界GDP的97.3%。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覆盖到了世界经济近乎百分百的经济体。

但是，还有41个经济体在世界银行有国民核算中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但没有增长核算数据。加上上述120个经济体，一共是161个经济体，合计占世界GDP的98.0%。因此，为穷尽所有可用数据，我们也将对包括这41个经济体在内的161个经济体数据进行分析。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长期结构性的经济发展，而非经济周期波动，因此我们研究的时间段将限定在最近一个从低谷到高峰的世界经济周期，即2007年至2019年。各经济体占世界GDP比重选取的时间段，是截至2019年经济周期结束。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将时间延长到有最新国际可比数据可查的2021年并不会实质性地改变研究结果。

我们将利用四组经济体作为标准对照组：

一，世界前20大经济体；二，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三，世界前50大经济体之后的70个较小经济体；四，所有有数据可查的经济体。

由于大家都很熟悉经济学普遍采用的国民核算数据，因此本系列文章的上篇将从世界银行的国民核算数据开始分析。下篇文章将表明，虽然其他更准确的增长核算法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但不会改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结论。

由本人——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和“全球南方洞见”（GSI）的罗一与吉塞拉·塞尔纳达斯，利用GSI提供的高水平编程和数据分析资源，牵头完成了关于世界经济真实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