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启示

我们如此全面详细地分析世界经济和个别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是因为这些事实在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方面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实际后果。当两个变量存在0.95/0.93/0.90的相关性时，一方不可能摆脱另一方的影响。任何基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理论/分析制定的经济政策必然将遭受失败——实践往往比理论更有力量。

我们在分析世界发展趋势、比较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时候，中国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对中国来说，根据事实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提升中国经济增速，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例如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无论宣扬何种理论/分析，没有政策能摆脱这些事实所带来的实际经济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许多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则是追求独立自主。对所有国家来说，其目标都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只有通过顺应并利用经济发展中最强大力量的政策，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反过来，只有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印证这些力量是什么。

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以中国名言“实事求是”为依据——那些喜欢西方格言的人可能会遵循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所言：“事实是顽固的东西；无论我们的愿望、倾向或激情是什么，都无法改变事实的状态。”

从事实出发也是马克思主张的方法论【4】，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5】

与基于事实的分析相反，“西方经济学”(确切地说是“边际主义衍生”经济学)，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如下文所述，这会酿成大错，特别是影响实际的经济政策制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事实”反映了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经济力量，而这些力量过于强大，从不会被抽象的理论所欺骗。

结果证明，这些事实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无论采用哪种理论框架来分析，都无法摆脱其实际后果。这并不意味着从经济理论或分析角度来看，这些事实是“中性的”，相反，这些事实决定性地驳倒了一些经济理论的谬误，并呼应/印证了文末讨论的其他理论。这意味着，无论采用哪种理论框架，这些经济事实都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经济政策都不可能违背它们而取得成功。

这一首次研究关注的具体经济事实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型经济体中，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长率之间——确切地说，固定资产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相关性。正如下文所示，选择研究这种关系，是因为它对经济增长、消费和生活水平乃至经济发展的诸多其他方面均具有决定性影响。

此外还因为关于投资和消费作用的讨论一直是中国经济辩论的中心议题之一，部分中国媒体则提出一些违背事实的令人困惑的错误观点——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提出的一些论点直接违背事实，因而对事实的任何系统性研究都会证明他们的谬误之处。其他国家同时也在讨论这一问题，因此对其他经济体和世界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性实证研究，有助于看清中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否正确。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GDP占比与GDP增长之间存在超高相关性

首先用实证数据证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有多么密切。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来说，这种正相关性为0.95。也就是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低，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

对于分别占世界GDP的77%和88%的世界前20大和前50大经济体（不包括少数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主导型经济体）来说，这种正相关性分别为0.93和0.90（如下文所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主导型经济体的增长模式截然不同——为简洁起见，这些经济体将被称为石油/天然气出口国）。【6】

如下文所示，0.95、0.93或0.90的数字表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或者称为超高相关性。因此带来的实际结果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型经济体中，如果不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就不可能提升GDP增速，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同样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下文的分析还将表明，大型经济体的这种超高相关性不适用于小型经济体，虽然这种现象确实在许多小型经济体存在，它也不适用于少数（19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

但是，后两个事实与中国的政策无关，因为它既非小型经济体，也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这些国家也与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大型全球南方/发展中经济体以及七国集团（G7）等大型全球北方经济体无关。

1.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

在大型经济体中，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正相关性，所带来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速度就越快，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低，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极高的相关性对主要经济体/经济体组别具有如下关键的实际影响：

（1）提升中国经济增速需要提高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而如果中国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例如通过提高消费占GDP比重，那么中国GDP增速将放缓。

（2）快速增长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如中国、印度、越南、孟加拉国）与缓慢增长的全球南方经济体（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南非）之间的增长速度截然不同，与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存在巨大差异有关。

快速增长的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而缓慢增长的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还应指出的是，快速增长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明显高于G7成员国，因此增长速度也快于G7成员国——这一事实解释了全球南方占世界GDP比重越来越高的原因。相比之下，增长缓慢的全球南方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增长率不高于G7。

因此，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全球南方增长速度快于全球北方”的情况。全球南方相对于全球北方的经济崛起，是由于一些快速增长的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

全球南方经济体占世界GDP比重较全球北方有所增加，这显然会对“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产生重大地缘政治影响。

（3）  G7成员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较低必然导致其维持缓慢增长的态势。鉴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G7成员国不可能在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水平没有大幅提高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速。

目前，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G7成员国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并未消失，但它们导致平均增速处在较低的水平附近。也就是说，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GDP增长较快的季度之后将伴随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GDP增长放缓。

以G7中增长最快的美国为例，按5年、10年和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其GDP年均增速均为2.1%，这印证了美国的GDP年均增速略高于2%，G7欧洲成员国的GDP年均增速接近1%。

因此，尽管短期刺激措施可能会暂时改善经济，但在目前的情况下，G7成员国的中长期GDP不可能实现较高水平的增长。这在地缘政治上对G7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下降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也解释了G7大多数成员国内政相对紧张和不稳定的原因，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内斗愈演愈烈，法国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崛起，德国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和英国的种族主义骚乱等。

2.消费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

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超高的正相关性直接相矛盾的是，消费占GDP比重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对于最大经济体来说，这种相关性极为负面——消费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速度就越慢。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来说，这种负相关性极高，为0.85。因此：

（1）中国通过促进消费来应对某些短期情况（例如经济周期上下波动）是正确的。但如果中国按照一些媒体的建议，在短期战术调整范围之外提高消费占GDP比重，那么中国经济增速和消费增速都将放缓。

（2）消费占GDP比重较高导致固定投资水平较低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将维持缓慢增长的态势，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消费占GDP比重较低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GDP将快速增长。

（3）由于消费占GDP比重较高，导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的G7成员国的GDP增长将继放缓，由此带来上文所提到的负面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

3.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

本节谈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对经济增长和消费乃至生活水平的影响。大型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越慢。

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为例，这种相关性高达0.94。对于中国自身而言，这种相关性也同样高，为0.95。因此，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提升消费增速。

但是，要评估这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就有必要指出，上述相关性是针对消费总量增长而言。消费总额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或未能提升平均生活水平，即消费总额增长能否惠及大众或者只惠及其中较小的群体，也将取决于收入分配政策。但就，就总消费增长率而言，如果采取适当的分配政策，会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总体潜力：

（1）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消费增长率将会增长，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消费增长率将会下降。

（2）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较高，将带动其消费总额快速增长，因此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采取适当的分配政策，那么将惠及广大民众。

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较低，导致其消费增长速度也较慢，因此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虽然现有的经济再分配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平均生活水平，但如果不实现经济增长，就无法在中长期内提高生活水平——正如本研究表明的那样，对于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来说，这需要持续提高固定投资。

（3）对于G7来说，由于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它们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这导致这些国家内政持续动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加剧社会分裂和政治紧张局势。

4.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

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直接相矛盾的是，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在最大经济体组别中，这种相关性极为负面——世界前10大经济体的这种相关性为-0.85。因此，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从而生活水平的潜在增长增速也就越慢。

（1）对中国来说，这对讨论投资和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实际影响。提高中国GDP占消费比重将导致消费增速放缓，进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增速放缓。

（2）对于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而言，消费占GDP比重较高的经济体消费总额增速较慢，因此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较小；而消费占GDP比重较低的经济体消费总额增速较快，因此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较大。

（3）G7所有成员国的消费占GDP比重都较高，因此其消费/生活水平增速将继续放缓，进而加剧其内部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

鉴于此，明确区分两个截然不同的消费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依据这两个问题制定的经济措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两个问题是：（1）消费增长率，（2）消费占GDP比重。事实表明，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即便固定资产投资净额占GDP比重较高；消费占GDP比重越低，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

因此，从这些关系中还可以看出，就生活水平而言，消费占GDP比重较高，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可取的目标——消费占比只是一个数字，不能代替人们的吃喝用。因此，重要的是人们的消费实打实的增长，而不是抽象的数字。消费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是纳米比亚（98%）、苏丹（97%）、津巴布韦（94%），而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而且，正如上文所述，在大型经济体中，消费占GDP比重高将伴随着消费增长放缓。相比之下，消费增长率高，即生活水平提高的潜力大，这需要较高的投资水平，从而导致消费占GDP比重被拉低（根据GDP支出法，消费率和投资率之和约等于百分之一百）。要保持生活水平持续提高，需要关注的是消费的快速增长，而不是消费占GDP比重更高。

5.创新与固定投资的关系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超高相关性，阐明了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纠正了部分媒体的误解。没有高投资率的经济体GDP不会快速增长。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创新可以替代高水平的投资。相反，高水平的创新和高水平的投资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国家的创新潜力与其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有关，而研发支出不属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但实证数据证明，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创新必须从理念层面落实到投资上——举一个革命性的例子，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体现在计算机、电信、能源供应和其他领域的大量投资中。

同样，以当代为例，中国在全球绿色能源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在于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催生了一个简单的好点子，还在于对太阳能、风力涡轮机、电池等领域的投资。下面就此谈谈这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

（1）在某些领域（如电信、绿色能源和商用无人机等行业），中国显然已经成为全球技术领导者。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尚未达到美国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4%，而美国为3.5%。因此，中国面临的决定性挑战是进一步提高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固定投资，将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2）除中国外，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较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除中国外，全球南方经济体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土耳其，为1.4%，巴西仅为1.2%，俄罗斯为1.0%，印度和南非为0.6%。因此，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面临着双重任务，即大幅提高其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同时辅以高水平的固定资本投资，以将更高水平的研发支出转化为推动GDP更快增长的动力。

（3）数个G7成员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高于中国——G7成员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如下：美国为3.5%，依次为日本为3.3%，德国为3.1%，英国为2.9%，法国仅为2.2%，加拿大为1.7%，意大利为1.5%。但是，所有G7成员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都很低。因此，尽管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G7成员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均高于中国，但它们中没有一个的GDP平均增速达到中国的一半。这证明，将创新和研发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的高水平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非常重要。

6.个人企业家精神无法取代固定投资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表明，个人企业家精神不可能取代高水平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在大型经济体中，无论个人企业家精神如何，只有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时，才能提升经济增速。

7.哪些固定投资最有利于经济增长？

需要哪些固定资本投资，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发展水平和单个投资项目的效率。并非所有投资都能产生相同的结果，优化特定投资的效率显然是当务之急。但是，所有国家的数据已显示，从总体上看，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增加净投资的大型经济体增长更快，而无法增加净投资的大型经济体则增长有所放缓。

8.美国如何试图说服中国进行“经济自杀”？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相关性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美国可能会试图阻挠中国经济发展，即要求中国“经济自杀”。这也意味着，如果能够说服中国通过提高消费占GDP比重来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那么中国经济增速和消费增速，即生活水平增速都会放缓。

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不断向中国兜售，中国要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如果中国真如此做，那么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尽管美国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对付中国，但这与美国早期减缓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速的手段相似，有关详情请见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

9.提升经济增速的政策建议应解释如何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

“超高相关性”的事实意味着，任何声称将提升大型经济体GDP增速的政策建议，都应解释将如何提高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声称将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应解释如何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如果不这样做，这些计划就不能被视为连贯且严谨的。

10.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稳步上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

消费的GDP占比和投资的GDP占比加起来约为100%。因此，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必然意味着降低消费占GDP比重。但是，如果要避免消费/生活水平变差，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要避免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下滑，这需要相应地在短期内大幅降低消费占GDP比重，因为这将涉及在更快增长的有益影响显现之前降低生活水平。

相反，投资占GDP比重逐年小幅增长，而且长期保持稳定，是国际上已被证明最成功的发展战略。一旦建立了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较快增长的模式，这就可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经济快速增长会促进消费快速增长，并将在总体上更快且持续地提高生活水平。这一战略在国际上的实践表明，它创建了一种消费占GDP比重逐渐下降、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逐渐上升的模式，从而促进经济和消费/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长。

11.这些事实对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定的影响

从经济理论上来讲，各色迥异的经济体都会发展经济。但事实表明，绝大部分的世界GDP增长是由占世界GDP绝大多数的经济增长，是由大型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较高相关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全球经济的总体增长是由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和GDP增长之间的这种极其密切的关系决定的。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相关性与因果关系是不同的概念，因此没有必要为上述结论和相关性的实际影响对任何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事实证明，在大型经济体中，提升经济增速需要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降低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降。这种因果关系的分析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

哪些经济理论与这些事实是一致的，哪些与这些事实相矛盾，将在本系列文章的结尾进行分析。但是，由于这里重点关注的是这些事实对经济政策的实际影响，下文首先将就上述概括的经济发展问题方面的事实进行系统性的论述。

结语

如上文所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这种极其密切的相关性，对经济增长、生活水平以及政治和地缘政治都具有极大的实际影响。

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将就这些事实对消费/生活水平和经济理论的影响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