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业市场给城市运营带来的挑战

总的来说，以城市核心区为中心，在市场和社会大众充分参与的情况下，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式地嵌入在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使广州成为了一个产城融合程度极深的城市，是广州这座城市充满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但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不少挑战。

1、在城市核心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这种治理挑战的产生，与专业市场的运转模式、产业属性紧密相关。在专业市场中，线下交易达成后需配套实物流通，且其以中小商户主导的模式，决定了大部分专业市场具有劳动力密集属性，需要大量人力覆盖全链条服务。同时，大部分专业市场以批发非标准化的轻工业品为主，这类产品的加工制造以劳动力密集为主要特点。

以服装行业为例，在靠近专业市场的生产以小批量快速生产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投入及其灵活配置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其劳动力密集属性反而进一步增强。

广州当下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在于依托专业市场和小单快反能力。这种小单快反能力不仅能适应个性化的大众需求，还能回应定制化、精品化的中高端需求。广州鞋业具有竞争力，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周边有大量具备精品制造和小单快反能力的家庭作坊和小微工厂。

对于生产空间而言，生产地点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离原材料专业市场不远，这样便于客户和工厂进行一站式采购，及时获取最多元、最前沿的面辅料；同时离成品市场也不能远，如此小微工厂便无需担忧销路，只要生产做好，就会有人买单。在生产端，关键在于有一批长期从事该行业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快速生产能力和经验积累，对大众化和中高端产品生产都至关重要。而城中村这样的低成本空间，反而能让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人力激励上。

密集的人、财、物流动，给城市核心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治理负担。

首当其冲的是交通压力，既包括主干道上的定时塞车，也包括专业市场内部的电动车管理和停车难题。

其次是治安问题。在我们调研的一个分布着众多专业市场和城中村的核心区街道，4平方公里范围内流动人口达30多万，有些区域一平方公里的流动人口甚至达到10多万，堪称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该街道派出所80天内接到的110警情有6300多宗，而派出所仅有80多人，这还不包括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的警情，每天约有100宗。

城市管理任务同样繁重，垃圾处理就是一项巨大工程，这些区域往往是重点监管领域。2024年6月，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设施处理原生垃圾总量71.66万吨（日均23885吨）[2]，每平方公里为3.21吨；而该街道日均清理345吨，每平方公里日均垃圾量达86.25吨，远高于平均水平，每天有600多个环卫工人在4平方公里的路面上作业。消防安全压力也不小，高峰期每年火警警情有100多起。在合规治理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这些区域的政府治理压力远大于很多相对“简单”和“正规化”的区域。

此外，这一区域还是各部门重点关注的区域，进一步加重了治理负担。与普通商铺相比，专业市场被施加了更严格的监管要求。以消防安全标准为例，马路边商铺巡查相对宽松，而专业市场则会被高频检查。办理营业执照时，专业市场也需额外提供专业市场许可证，而零售行业无需此类资质。

大量市场主体积聚，虽给部门监管和执法带来一定便利性，导致很多部门优先选择对专业市场进行“扫楼扫园”式执法，这种方式既易出业绩又降低执法成本，却忽视了这不仅会增加专业市场的额外负担，还会影响招商环境——专业市场运营方强调，一些外商介意频繁在市场中见到穿制服的人。

2、治理压力和收益的不均衡

问题是，在密集的治理压力下，特定区域政府能够汲取的财政资源却十分有限，其中一个核心原因是产业具有非正规性和不纳统的属性。这一属性不仅体现在从事小规模生产的家庭作坊上，也涵盖在专业市场从事批发的商户。

在专业市场中，服务于小单快反的小笔交易，往往发生在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的小工厂和小商户之间；而较大笔的开票交易则多在规模较大的工厂和大客户之间进行。虽然这些大笔交易可能会产生纳入统计的数据和税收，但大型工厂往往分布在城市的非核心区，甚至其他城市、其他省份，税收也就体现在了其他区域，而非核心区。

最典型的是面辅料专业市场，中大纺织商圈的交易流量远超大多数人想象，然而在海珠区进行工商登记的四上企业却非常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那些拥有工厂和研发能力的批发商老板，其工厂要么位于佛山的张槎，要么在浙江的柯桥。这些工厂以资本和技术密集为导向，规模较大、正规化程度高，税收贡献也更为可观。以纺织重镇佛山西樵镇为例，该镇拥有纺织生产性企业840多家，其中规上纺织企业达166家，纺织高新技术企业有53家。2023年，规上纺织业总产值达115.91亿元，税收贡献超过3亿元。

反观某纺织专业市场所在的街道，尽管有3万多个市场主体，但四上企业仅有300多家，税收贡献仅1个亿左右。周边城中村有几千家工厂和家庭作坊，基本没有规上企业。而该街道每年的治理投入高达2个多亿，需要区级从其他区域统筹资金来覆盖治理成本，因此投入到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资源十分有限。

从收益层面来看，对于广州而言，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品牌孵化后便离开专业市场，为其他地区“作嫁衣”的情况十分普遍。百丽便是典型案例，百丽是在广州的鞋材和成品鞋市场及其背后的精品制造体系支撑下成长起来的，但最终总部却设在了深圳，几十亿的营收，税收贡献也主要发生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