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心若镜

《怎么办？》（俄语：Что делать?；1863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的这部小说，据说最初激起了俄国人的思想狂热，促使他们为祖国的变革而苦苦求索，并最终导致1917年革命的爆发。如今，随着美国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最终意图已然暴露无遗，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标题中的问题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无论是战略上的还是其他形式的耐力，似乎都已所剩无几。

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意识到自己正遭受多管齐下且不懈的攻击时，这种攻击不再被道德说教所掩饰或粉饰（此时不知哪种情绪更为恰当——是对这份迟来的坦率感到如释重负的叹息，还是面对道德虚无主义时的厌恶，正如弗朗索瓦·德·拉罗什福科所言，毕竟“伪善是恶行向美德支付的贡品”），随之而来的首要困境便是：为了成功地反击，是否要用对方对付自己的方法来对付对方？

想象一下，现在是16世纪，你是一个生活在亚洲某地的民族。突然，你得知一支装备着火器的殖民者军队正逼近，一心想要征服你们。按照你们民族的传统习俗，战争唯一正当的方式是双方英雄手持刀剑、目光交锋，遵循神圣的骑士精神准则。这时的你面临一个选择：是像往常一样遵循古老的传统，还是尝试掌握对手使用的新型火器技术。如果你选择前者，你会英勇牺牲，光荣地失败——你的家园被焚毁，你的妻女惨遭蹂躏，幸存的儿子们被迫在你故土的种植园里做奴隶。如果你选择后者，你至少有相当大的机会成功保卫你的家人和族人，并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征服企图，尽管这意味着要效仿对手的战术和方法。

这就好比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闯入后，日本的所作所为。不过，明治时代的日本经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学习那些试图殖民你的人的技术和方法，很容易导致自身道德认同的迷失，变得与敌人无异。日本开启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西化），本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却在这个过程中全盘接受了西方殖民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偏见——这不仅给亚洲邻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也让日本自己在1945年尝到了苦果。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湾，以武力胁迫日本结束锁国政策，被迫开国通商。

不过，中国古代哲学里似乎早就有一套思路，有助于避开这种陷阱。我上高中时读的第一本中国思想著作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到北宋理学家程颢时，书里提到了他写给张载的《定性书》，其中讨论圣人亦发怒，然其怒如明镜映物，怒由外生而非内扰，故虽动情而本心湛然。这种思路可以一直追溯到庄子的名言：

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

诚然，若以特定视角来看（未必契合原初本义），中华文化中另有一概念可与此道相映成趣——大乘佛教所倡“方便”或“善巧方便”（梵语：upāya），特别是《妙法莲华经》的诠释最为精微。

综上所述，模仿对方的方法与策略，唯有在不使其成为自身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时，才是安全的。（事后看来，这个道理与清末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原则相暗合）。

此外，这种模仿对手技巧的做法充其量也应该是暂时的（尽管不一定短暂），也就是说，仅限于对方使用这些技巧攻击你之时，而不能超越此限。这一分寸很难把握。一个人很容易对这类方法习以为常，以至于自身的文明道德准则崩溃——正如托尔金的《指环王》中所描述的那样，佩戴魔戒一段时间，虽然会带来好处，却会在不知不觉中导致道德沦丧——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帝国就曾发生过。

镜像反制之术包含三个步骤：一习其法，二精其术，三反制其人。这里所指并非“硬件”——无论经济、科技抑或军事（坦率而言，我在这些领域的造诣尚浅）。真正令我深究的层面是问题的“软件”。这是什么意思呢？

与中国熟人讨论西方对华认知战时，经常注意到他们说“谣言不攻自破”，认为再多的虚假信息也无法改变现实。对此我不敢苟同。宣传的目的并非改变现实，而是改变他人对虚假信息攻击目标的态度。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散布谣言说我感染了某种致命传染病，即便这本身丝毫不会改变我的健康状况，但它仍然可能毁掉我的社交生活，甚至经济状况。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和西方在全球认知领域对中国的攻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认知战本身就是一种技术，与物质技术并无太大区别，其背后是精密的科学研究和艰苦的研发过程。如果这种技术被用来对付你，你真的能承受不去学习它的后果吗？就像我之前举的例子中使用枪支的情况一样。这当然会引发道德困境，但是……

“天下”还是“国”

我常思考，是否可以将人类性格特质归因于文明？如果设想成立——从一位外国汉学家的视角出发——在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提出的两种基本性格分类（内向型和外向型）中，我可以谨慎地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内向型。这有其清晰的历史缘由，尤其在将中国与中东及地中海盆地发展的文明相比较时。中华文明在其形成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境况之一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厘清“文明”的确切含义，以及界定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的时间范围。

公认的文明两大定义要素是城市（即城市文化）和文字的存在。根据目前的考古学知识，中国在商代便明确满足了这两个标准。因此，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可确定为从商代一直到战国时期（即诸子百家思想成熟之前），尽管在某些语境下，可延伸至西汉初期。

一个显著的历史事实是，在这大约两千年的漫长时期里，中华文明未曾与其他文明有过实质性的互动。事实上，中国首次与同样拥有城市和文字（即文明）的其他社会建立联系的有据可查的实例，可追溯至汉代张骞、班超和甘英的远征，记载于《史记》和《后汉书》。

位于阳关的张骞像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中华文明广袤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便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历来被视为“天下”，以及为何在其文化历史进程中，它始终相对内向，尽管并非总是如此，程度也不尽相同。

正如普通人的童年经历会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塑造其终身的行为和态度，我们也可以说，某一文明在形成期占主导地位的环境，常常以非显而易见的方式影响着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社会、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因此，必须细致地理解中华文明的这种“内向性”——在诸如唐代等历史时期，其表现并不显著；而在诸如明清等朝代，则更为突出；就此而言，我认为宋代相对而言较为均衡。

相比之下，发源于中东与地中海地区的诸文明——诸如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阿卡德、亚述文明；埃及文明；小亚细亚的赫梯文明；伊朗高原的米底与波斯文明；地中海盆地的米诺斯文明及其后的希腊文明（含迈锡尼与古典时期）；继之而起的伊特鲁里亚与罗马文明等——自诞生之初便毗邻而居（甚或疆域交错），始终被迫通过贸易往来、社会文化交融及频繁冲突进行互动。这种文明生态的生动见证，可见于埃及出土的阿马尔那文书——这些追溯至法老阿肯那顿时期（约公元前1353-1336年）的外交信函，淋漓尽致展现了青铜时代中东与地中海主要文明间精妙复杂的互动网络。

中华文明的内倾特质固然有其优势，但也存在弊端。从积极面看，较之于西方文明，中国历史上较少发动远距离海外侵略（尽管需避免过度浪漫化——虽外征罕见，但如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大规模内部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其伤亡规模堪比欧洲历史上的国家间战争；再仔细想想，就其规模而言，这些事件与16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17世纪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或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旺代战争，其实并没有太大不同）。消极面则在于，此种内倾性有时也滋生自满心态，导致对外部新知的吸纳意愿衰减，并削弱识别和有效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的能力。二者共同酿成了晚清时期的慢性灾难。

去年12月，我拜访了上海一家大型传媒机构。它的总部设在一座摩天大楼楼顶，坐在顶层的咖啡馆里，我透过落地窗凝视着令人着迷的城市景观——高楼群如钢铁森林般绵延至天际，下方熙熙攘攘的活力穿透玻璃扑面而来，令人几乎忘却上海之外另有天地。置身于这个人口达14亿（约占人类总数18%，而按亨廷顿定义的西方世界仅占10%）的国度，目睹民众已享有体面生活水准，尖端科技如空气般融入日常生活，丰富的社会结构与蓬勃的文化生活激荡着多元思潮（甚至相互抵牾），人们难免会产生置身独立宇宙的错觉：这里坚不可摧、稳如磐石，其运行规律如同长江终将汇入东海般确凿无疑。              

然而，中国不再是“天下”，而是世界各国之一——尽管是文明型国家。在当今时代经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断层线的相互交织，以及现代交通与通讯手段的进步，无论多么遥远的事件与变迁（有时难以预测），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对任何国家造成重大冲击。对此类变化的认知，以及摆脱偏见、灵活应对的能力，将成为决定地球上每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或许我在此显得过分谨慎，甚至有些可悲，但这恐怕正是我们南斯拉夫经历在我身上的投射。南斯拉夫曾是傲然独立、根基稳固的国度，凭借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的原则性政策赢得举世尊重——人民享有优渥生活，社会经济制度仿佛融合了西方的精华，文化思想界的活跃程度也异常繁荣，以至于今天回想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生活在自成一体的南斯拉夫世界里，恍若这世界将永远持续下去……然而，源自国外的一连串不可预见事件，竟使我们的世界顷刻土崩瓦解。

恐惧交易

倘若有人宣称，当今驱使国家行为的核心动力已经不是理性的经济利益，而是恐惧——我们当作何感想？如先前所述，我们正身处国际法秩序荡然无存的时代高潮，这祸根早在美国主导的1990年代便已埋下。此情此景下，所有关于“世界运行规则”的认知根基都在动摇，近乎尼采所言的“价值重估”。

数十年来，中国参与全球事务始终秉持“国家间互动以理性经济自利为主导”的前提。因而构建稳定世界秩序的关键，被寄托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共赢之上。然而，最近我们却目睹了他国元首遭到绑架或暗杀，公海商船被海盗劫持，外国经济资产被明目张胆地窃取。当这些乱象持续蔓延且无休止迹象时，我们认知中的世界规则还剩下什么？这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有时也会思考，受儒家思想启发的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它们的目的是否仅仅在于使一国内部的社会更加人性化和和谐？如果是这样的话，“儒为内，法为外”的原则或许更为适用。

仔细想想，或许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策略。也就是说，只有在像现在这样国际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遵循孔子或孟子所定义的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才会毫无成效，而创造性地运用“商静”或“韩非子”的原则，在孙子提供的框架内，或许会更加成功也更加审慎。

然而，一旦建立起一个基于平衡和国际法的、相对稳定的全球秩序，儒家思想或许也能在国际关系中找到一席之地。此时，我不禁想起陆贾对刘邦的忠告：“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我们可以反过来，创造性地重新诠释这句话，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世界处于国际混乱状态时，儒家思想无法建立新的秩序；但一旦建立起来，或许就能被他们保存下来。

美国诱导的恐惧以奇特而深刻的方式运作。毋庸赘言，在主要国家中，日本的对华舆论可以说是最不友善（去年皮尤调查显示，86%日本受访者对华持负面看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除了钓鱼岛争端，除了日本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仇恨，事实上，有史可查——自公元57年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赐“汉委奴国王”金印开启中日官方交往（该金印1784年被发现），中国从未侵略或羞辱日本，（1274与1281年忽必烈渡海攻日之事暂且不讨论，因为情况比较复杂）但反过来却不能这样说。

“汉委奴国王”金印

过去两百年间，唯一三次对日本造成重大羞辱的强权是美国：1853年，前文提到的佩里准将率领的“黑船”舰队入侵日本；1945年，美国对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随后占领日本，其影响至今犹存；1985年，强加《广场协议》，事后看来，该协议严重削弱了日本经济，并导致日本经济停滞数十年。然而，日本民众普遍崇敬美国，同时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

我认为，这种崇敬并非源于这些羞辱，而是恰恰因为这些羞辱。为了应对1945年后美国民众所经历的那种原始的、近乎本能的恐惧，这种恐惧通过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机制，转化为一种真挚的爱。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人质会开始认同他们的俘虏者。作为这种复杂状况的必然结果，被压抑的怨恨——因为指向恐惧对象风险太大——转而指向那些被视为恐惧力量的敌人。

而且，这种综合症并非日本独有……

中国依然挺立

正如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都以大团圆结局收尾一样，即使是最阴郁的主题，文章通常也应该以乐观的结尾收束。我也会尽力而为……

美国作为“西方之巅”，是否有可能自愿放弃其对绝对霸权的疯狂追求？齐诺维也夫曾用以下的语言描述了这种追求的最终目的——

西方国家过去所有所谓的“解放”和“文明化”活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征服地球，为己所用，而非为他人所用；使地球适应自身的利益，而非他人的利益……经验表明，必要时，西方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因为他们坚信自身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地球的西方化导致所有可能孕育出新的、非西方文明的“增长点”被彻底摧毁。西方通过征服世界，摧毁了所有可能孕育其他文明的种子，使世界沦为一片贫瘠的进化荒漠。（224-225页）

我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并非如此。然而，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美国可能因此而无法有效地实现其破坏性目标。以下三个假设情景可以说明这种可能性：

1)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矛盾可能全面爆发，引发分裂解体。

2)美国肆无忌惮的军事扩张（如侵略伊朗）将耗尽其实力，使其他多极大国能建立有效威慑，制止其暴行。

3)特朗普政府的疯狂行径可能迫使美国盟友——经“正名”实为附庸——最终试图摆脱控制。

这些可能性都存在，但无一必然发生。因此我们只能寄望——尽管古谚有云：希望不是策略。耐人寻味的是，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早在1995年就对中国寄予厚望：

社会主义中国依然挺立，要像瓦解苏联那样对付它绝非易事。(228页)

而今2026年，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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