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人员交流愈多愈好。我期待更多中国学子赴波兰求学，更多波兰人不仅为商务更为旅游来到中国。我不理解波兰航空公司为何取消华沙直飞北京航线，所谓“经济理性”的解释难以服人——这虽是小举措，却代表着错误的方向。

或许这就是发展规律：当顺境持续太久，某些问题就会失去理性管控。中国崛起无疑是个重要诱因，德法日尚未完全接受，美国更是如此。在此我必须强调——也请听众们铭记——俄乌战争严重破坏了国际氛围，如今谈论世界各区域和平合作已变得愈发困难。

西方正在失去对经济发展路径的垄断解释权

王文：但坦率地说，我认为许多西方国家未能接受中国崛起，一个关键点、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理论上的局限。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无法想象一个更为文明的国家崛起。如今，少数中国政治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比西方国家更富文明内涵的进程。您知道，我们没有发动战争，没有推行殖民，没有掠夺他国财富。我们只是努力工作，并尽力推动合作，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你愿意合作，我们非常高兴；你不愿意合作，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等。所以我认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崛起方式更为文明。

但问题在于，西方理论常常套用自身经验和理论来描述和想象中国崛起的未来，从而产生了对中国的威胁感或焦虑。所以我想问您，作为一名杰出的、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理论学者，在您看来，当今的西方理论——我指的是包括所有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学界——是否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崛起？抑或他们正面临理论局限所带来的困惑或困境？您对此怎么看？

科勒德克：任何进步和发展，包括经济发展，都离不开雄心。但问题与挑战在于，我们有健康的雄心，有时也存在病态的雄心——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雄心，是驱动不同行为的引擎。第二点是，西方的主流叙事圈曾一直且至今仍在宣称：只有民主政体才有利于发展，而威权体制则不利于发展。

然而如今的中国，一个不符合西方所谓“民主”标准的国家，正以显著成就证明，没有西式民主，同样可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这让西方感到紧张。我们正在失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发展路径的垄断解释权，我们曾宣称民主与发展具有兼容性，而非民主体制则与发展不相容。因为世界上存在一些并非西式民主的体制——不仅在中国，还有如越南、新加坡、卡塔尔或阿联酋等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也取得了经济进步。

但这有一个附加条件：它必须与贤能政治相结合。中国体制的精妙之处——我称之为“中国特性”，因为在我看来，它既非纯粹的共产主义，也非典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新的范畴——在于你们能以非常独特且成功的方式，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与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力量积极地结合起来。

所以其他国家会嫉妒，它们也想效仿。但结合这两种力量还需要另一个要素：你们需要有一个由贤能领导者组成的阶层。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方式颇具中国特色。因此，像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或阿尔及利亚等国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但英国或美国等国肯定无法照搬，它们会坚持自己的道路。问题在于，未来的世界是否足够广阔，能够包容以不同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同政治体制？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无人机在一些国家成为战争的工具，但在和平的中国，它是老百姓过年过节趋之若鹜的烟花表演。

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现在有两种“正确”：一种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另一种是“经济正确”。我的观点在波兰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我不能过多地说中国的好话，因为这不符合“政治正确”——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可能梦想霸权”等等。但我不想追求这种“政治正确”，因为现在的“政治正确”意味着首要亲美及疑华。这非常不理智。试问，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如何能做到既亲美，同时又考虑到中国对其他经济体发展的贡献，却还要持对华怀疑态度？

王文：这确实像是双重标准。你知道，如果你持很多亲美观点，没人会批评你。但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如果你说了太多亲中的意见，他们就会批评你。这算是一种双重标准。不过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是您创造的，就是“中国特性”。这有点像“中国例外论”。这反映了西方理论的贫乏，某种程度上等于说西方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发展。

那么，回过头看中国的发展经验。您观察中国发展经验多年，特别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自己的路，探索自身的路径，创造了许多发展经验。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经验及其理论总结？在研究中国方面，是否有任何新的理论进展？

科勒德克：我认为中国的立场不同于几年前苏联的立场，也不同于美国直到最近的立场。中国不打算将其制度、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尤其不会通过武力强加与人。大约35到50年前，苏联曾试图将其制度强加于东欧以及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的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在一段时间内，它是成功的。但最终，这导致了苏联体系的崩溃、苏联影响力的消散以及苏联本身的解体。

现在历史不同了，因为历史在延续，这不是历史的终结。所以问题在于，中国的价值观、中国的制度、中国的领导层，对于多极化世界和多元主义的承诺究竟有多大？这仅仅是口头声明，还是一种真正的政治态度和远见？

有人说，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像特朗普先生喊“美国优先”那样高呼“中国优先”，但又有人说，虽然中国未明说，意却在此？对此我不太确定。但我确信的是，中国领导层首要关切的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利益，但同时也在寻求与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积极的协同作用。

再者，任何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的国防政策的精髓，都在于避免将意见分歧的局面升级为公开冲突。我们不必兵戎相见。即使无法实现双赢，我们也能以更理智、更和平的方式处理问题。然而，这方面的野心必须加以克制。我们必须摒弃那些不健康的态势，必须区分哪些真正对我们有益，哪些仅仅对别人有益，后者只不过是在操纵我们的政治议程。

例如，北约一直向公众宣称，其军事扩张为必要之举，理由是，我们面临遭受入侵的风险——即使不是中国，也会是普京的俄罗斯。大多数人确实相信这套说辞。但我并不认同。我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要入侵他国，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必须有入侵的意图；第二，必须有入侵的能力。我认为俄罗斯并没有入侵任何北约欧洲成员国的意图，因为此类入侵不符合其利益。同时，它也不具备征服北约的能力。

然而，公众情绪已被煽动至沸点，认为我们必须加强军备，因为这才是保障安全的唯一途径，而不是更多地依靠外交手段。于是，外交被搁置，冲动决策随之而来。

我们讨论之初提到的关闭波白边境一事，就是未充分考虑这将阻断中欧班列所带来的问题。这简直是糟糕透顶。您知道，我作为一个理智之人，一位专业经济学家和民主主义者，实在难以理解，为何这种病态的野心甚至能成为经济决策背后如此强大的驱动力。

王文：是的，我认为对于一些西方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想象的关于中国的威胁。所以在中国，我们总是在谈论对世界的贡献。实际上，如你所知，过去许多年来，特别是自2002年以来……

科勒德克：抱歉打断你。你谈论的是中国的贡献，关于和平解决冲突。但如果你去波兰或美国，你可以多听听。如果不是每天，那么每隔一天就会有人说“中国大陆将要‘入侵’台湾”。这是一种不同的叙事。你只是在说你相信的事情，而我们听的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和媒体人士告诉我们的。

王文：这是一种认知战。那些机构几乎可以确定是西方政府支持的。他们总是妖魔化中国的贡献，这就是认知战。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他们是在欺骗全世界。我们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做我们能做的。正因如此，几周前我遇到一位西方主流媒体的资深记者：他说，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大部分报道完全错误——他们谈论中国威胁论，预言中国崩溃，但全都错了，如今中国发展得比以往更好。您怎么看？

科勒德克：要知道，他们确实错了，但总要过段时间才会显现。我们现在听到的言论同样错误，只是需要时间证明。不过有趣的是，特朗普总统想拿诺贝尔和平奖，却没人提名中国领导人得和平奖。

王文：我们不在乎。我们根本不在乎诺贝尔和平奖这类东西。您知道，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那是个垃圾奖项，这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东西，我们并不在意。

科勒德克：是的，确实如此。您知道我是开玩笑的。

超级大国能用军事力量扩大全球影响力，但中国没有这么做

王文：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南方”，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中国的贡献。

科勒德克：我在一些文章中也提到过，欧盟在中美贸易战和冷战中的立场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东西方、中美之间的这场辩论，变得碎片化。世界人口的85%属于所谓的“全球南方”，而这种“文明冲突”（而非“历史终结”）的论调，让中国在所谓的“全球南方”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

前殖民列强如英国、法国，以及较小的国家如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当然还有美国，它们在所谓的“全球南方”正在失去影响力。以前人们对全球北方的钦佩和支持，包括对其经济模式的认同，都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