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中世纪穿越丝绸之路的游记，可能无意间加深了我们对奢侈品长途贸易繁荣程度的错误看法，这是因为那些为我们留下出行记录的人大多是出使异域的使节，而不是商人。他们的确是从君士坦丁堡出使蒙古，或从长安出使印度，一般要为当地统治者带去昂贵的礼物。普通商队完成这种任务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跟随使节团队出行的还有商人，商人可以从外交使节的委任状中获得保护。外交使节一般还兼做贸易。不过，只有官方礼品才会从母国一路运送到遥远的皇家收礼人手中。随行的商人则从事就近零售活动，即在当地购买，去下一个集市上出售。即使是外交使团，也几乎总要采购或赠送珍贵的马匹。

除了跟着官方使节，很少有商人单独长途跋涉跑生意。出土钱币的情况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例如，考古学家在现代阿富汗或塔吉克斯坦地区、当时波斯的毗邻国家以外的地方没有发现过波斯钱币。中亚地区的中国钱币也很罕见。丝绸在这里就有了用武之地。

直到16世纪，西班牙新世界殖民地矿区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才改变了中国白银货币短缺的局面。人们按照丝绸的价值（一匹标准重量的丝绸尺寸为21英寸×10英寸）来确定一些重要商品的价值。根据一些现存的记录，在9世纪的边境市场上，一个女奴可以卖到6匹丝绸，一匹马可以卖到18匹丝绸。马的价格高于奴隶，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肯定要考虑供求关系。在战争时期，奴隶大幅增加，价格很便宜，而市场上的马匹急剧减少，价格增长迅猛。一次，马贩子用一匹马换了40匹丝绸。中原政权一直声称马匹和丝绸是作为相互赠送的礼物进行交换的，但实际上，交换比例是由朝廷官员设定的。

边境上的中原士兵和草原雇佣兵的军饷也是用丝绸支付的，因为丝绸比其他货物更容易运输。作为货币使用的丝绸做工并不精细，但与其他法定货币一样，它让养马人能在边疆市场上购买物品。据估计，用于货币的丝绸数量是用于制作服装的丝绸数量的10倍。

因此，将丝绸从中国运往东罗马的商人并不是这一经济体系的核心因素。此外，即使有丝绸贸易，其方向也往往与大多数人熟知的丝绸之路历史所描述的方向相反。诚然，丝绸是在中国发现的，丝绸织造也是在中国发明的。不过，到了6世纪，丝绸织造的秘密已不再由中国垄断。此后，东罗马和波斯也能生产精美的丝绸，事实上，波斯锦缎是一种做工精细的工艺品，是波斯销往中国的奢侈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大草原的使者表示打算向6世纪的东罗马人出售丝绸时，东道主给他们看了当地大片的桑树林—桑叶是蚕的唯一食物，表明他们没有必要购买对方的产品。

这并不是建议我们放弃“丝绸之路”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名字。这个名字让我们想起20世纪初考古学家的发现，他们让纵横亚洲的古代商队的历史重见天日。他们率先发现了藏匿于早已废弃的寺院、客栈中或埋藏在沙土中的一包包丝绸。现在我们知道，丝绸可以用作货币，而道路和货币都是为马匹贸易服务的。

马匹贸易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富裕的中原地区的经济能力也不堪重负。与印度一样，中国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积累足够的可交易商品，用以每年购买数以万计的马匹。为了换取增幅空前的马匹，中原地区对丝绸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丝绸质量下降，比以前单薄和粗糙了很多。马贩子自然不会甘心，要求一匹马换得更多的丝绸。到了9世纪和10世纪，中原地区已经很难招募到足够数量的熟练丝绸女工。

中原政权迫切寻找可以替代丝绸的东西来提振马匹贸易，他们偶然发现了茶叶。对卖方来说，茶叶的优点是比丝绸消耗得更快，而且比桑树和蚕更容易增加供应量。茶树很快遍布福建和云南的丘陵地带。在寒冷的帐篷里过冬的马贩子们对这种热腾腾的提神饮品青睐有加。中国人学会了将茶叶压制成可以印上质量标识的茶饼。一直到20世纪中叶，茶叶一直可以支付马匹的费用—当时仍有茶叶商队从云南出发前往西藏，换取那里耐力很强的喜马拉雅小马。与印度的情况一样，中国的这种马匹贸易也持续了很长时间，持久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和市场。

虽然马匹和丝绸在命名这条贸易路线方面有所抵触，但二者存在很多共同之处。根据质量的不同，这两种商品既可以是普通商品，也可以是奢侈品。每年缓步穿过开伯尔山口的数以万计的马匹，一捆捆作为货币交易的中国丝绸，都是马匹和丝绸用作普通商品的例子。阿富汗人也经营高端马匹，就像其他地方的商人经营昂贵的丝绸一样。然而，定居国家富裕的宫廷对一流马匹的青睐，既是为了审美需要，也是为了实用。马改变了政治和经济，也改变了文化，它不仅是硬实力的化身，也是软实力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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