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欧洲安全未来发展的影响

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动了一系列与其第一任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大政策调整，不但令美国自身的内政外交进入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领域，而且也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造成了巨大影响。虽然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特别是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宣誓的对外战略能否落实或能影响多久的争论持续存在，但面对当前依旧延宕的俄乌冲突，再加上未来三年内欧洲政治所具有的较大不确定性（如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将面临大选），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对欧洲安全以及美欧关系持有的理念及其扮演的角色，极可能会对欧洲安全秩序的前景产生关键性影响。

（一）自我获利的调停恐难以有效解决俄乌冲突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多次与俄乌双方互动，从自身利益出发多次尝试暂停或冻结俄乌冲突。但必须看到的是，先与俄罗斯大国协调，后强加于乌克兰令其接受，尽全力将欧洲排除在外，这种调停方式必然给问题的解决增加复杂性与难度。

第一，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先进行大国协调的做法导致俄乌冲突所需要解决的关键矛盾进一步无解。必须看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领土以及安全保障等问题上的立场存在较大距离。在美俄大国协调中，特朗普不会代表乌克兰的诉求而只是追求美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是，在大国协调后特朗普往往会表现出总体上更接近俄立场的倾向，并转而对乌施加压力。但对乌克兰而言，难以想象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完全符合俄偏好的重大妥协。其导致的结果是，虽然各方之间进行了多轮双边互动，但最终仍无法绕开停火、领土以及安全保障等最基本的核心问题。即便能达成某些共识，但由于这些问题终究难以化解，共识能否延续也存在很大疑问。

第二，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冲突中自认为的“第三方”调停者角色本身也存在明显的权力结构矛盾。必须看到，美国显然并非与俄乌双方都毫无关联的单纯“第三方”，而实际上是乌而非俄的所谓“单方盟友”。以“单方盟友”的客观身份充当自认为的“第三方”去推进调停，往往会因其平衡度和所谓“公信力”难以令双方共同认同，甚至无法令任何一方接受，故而其提出的调停方案也就更难形成共识并得以执行。具体而言，作为“单方盟友”而非“第三方”，美国先通过大国协调与俄达成某种共识，然后强加于乌的做法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特朗普在停火、领土以及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强加于乌、让乌接受的最关键杠杆即停止对乌援助。不过，一旦停止对乌援助，在没有停火的情况下，俄必然会加大对乌的攻击力度，从而在战场上拥有更多优势。如果俄方能实现这个目标，极可能向美提出更高要价，大概率会引出新一轮大国协调，推翻前次共识。这也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恶性“怪圈”。事实上，乌克兰前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Dmytro Kuleba）也曾提出过类似问题，认为特朗普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多次针对俄乌冲突的做法和提议均无法实现，简直是如出一辙，几乎都处于同样的结构和逻辑之中。

第三，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冲突调停中对欧洲的定位存在矛盾性，从根本上无助于有效调停。特朗普政府希望欧洲承担对乌援助，而欧洲在事实上也已更多承担起相关投入，而且掌握着俄罗斯被冻结的大部分海外资产。这些态势一方面导致美国强加于乌的杠杆逐渐失效，乌已更多接受欧洲而非美国援助，美对其影响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这也增加了俄罗斯在战场上迅速实现额外优势的难度，从而降低了很快推翻共识而进行新一轮大国协调的需求，有助于保持美俄共识的稳定性。其结果是乌克兰更有可能坚持不接受美俄大国协调所达成的共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客观上还是尽可能将日渐承担更多责任的欧洲边缘化，拒绝回应其符合财政投入的相应话语权的要求。其结果必然是美国在俄乌冲突相关各方中都更难以实现足够的平衡度与所谓“公信力”，从而更难彻底推动俄乌双方接受调停方案特别在关键问题上达成长期且稳定的一致。

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国际社会仍不确定是否到了该思考“后俄乌冲突”背景下欧亚大陆安全机制前景问题的最后时刻。但毫无疑问的是，特朗普政府作为调停者的上述矛盾性无助于解决危机，即便冲突暂停，也难以判断其长期的稳定性，甚至不排除形成持续失血的“地缘创面”。

（二）军费增长强化战略自主还是引发新的安全隐患？

特朗普第二任期放弃对欧洲安全保障的投入、将盟友视为“客户”而提供有偿防务服务的新定位，以及2035年北约各成员国军费开支增至GDP5%的目标，有可能为欧洲安全秩序前景留下巨大的阴影。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有可能让欧洲的战略自主迷失方向。虽然所谓“战略自主”对欧洲而言仍非一蹴而就的现实目标，但特朗普政府放弃对欧洲安全保障的投入，至少为欧洲强力推进战略自主提供更多理由与动机。不过，特朗普显然并非“放任”欧洲“自主”，其前提是要在欧洲实现利益最大化。换言之，特朗普不会关心如何塑造盟友体系，但却关心如何塑造盟友来为其自身谋利。他不但希望北约成员增加军费以减少美国投入，还要确保这些国家将增加的军费用于从美国购买军备。

届时，具有高军费比例以及更多美国军备的欧洲国家，恐怕与欧洲长期期待的“战略自主”存在距离。其原因是，上述国家虽然不再直接依赖于美国军事力量提供的安全保障，但却更加高度依赖美国的军工产业。即便如上文所述，欧盟正在推进采购自产军备的计划，但其导致的很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有针对性的进一步极限施压或者美国军工企业转而直接在欧洲投资生产而实现的“改头换面”。这在任何意义上都难言是真正的“自主”，更像是一种被隐形控制的更为被动的所谓“自主”。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有可能改变欧洲各国的安全认知需求，或刺激地缘安全显现新风险。在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即所谓的“旧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未来修复关系、展开合作的可能性极为有限。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谓的“与俄罗斯重建战略稳定”对“旧欧洲”而言可能也仅意味着应尽可能保持军事威慑，以避免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冲突。从这个角度出发，北约欧洲成员国将以在美国不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应对俄罗斯“威胁”为理由来提升军费、强化军力。

比如，至少自2025年以来，英法两国在核力量方面动作频出，颇有推动欧洲“核自主”并实现欧洲自身的“核威慑”之势。德国也宣布将在2035年前将现役部队从18万人扩充到26万人、预备役同步增至20万人，计划打造欧洲最强军队。欧洲主要国家的这些扩军举动是会强化地区安全，还是会引发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紧张乃至连锁反应，目前仍难以回答。

法国有意加入英国、德国主导的远程深度精确打击导弹计划。 英国《金融时报》

又如，特朗普施压下北约成员国接受的5%目标，相比于2025年各成员国2.76%的平均水平，新目标的确较高。特别是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较多欧洲国家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和预算赤字飙升等困境，这些国家还能同意5%目标，似乎颇有要通过军费提升来刺激经济的意味。而这种经济刺激的方式也完全有可能外溢并刺激到相关国家的外交与防务政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公布的2024年数据，全球只有乌克兰、以色列、阿尔及利亚、沙特、俄罗斯、缅甸、阿曼及亚美尼亚八个国家的军费开支达到并超过了GDP的5%。这些国家要么深陷内外冲突，要么所在地区正在经历战争，应该说均为“非常态”。如果北约欧洲成员国未来都实现5%目标，这种“非常态”是否会唤醒某些国家间的历史积怨或现实矛盾的集中爆发，或者外溢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防御威胁的举动反而制造出更大的真正“威胁”，是需要警惕的现象。同样严峻的是，北约成员国军费普遍提升所产生的巨大军工产能与市场要如何消化，是否会引发不可预料的冲突乃至战争，也是需要密切关注的安全隐患。

（三）经济安全与“文明独立”

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与欧洲的关税博弈看，美国总体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面对欧盟的妥协和退让，特朗普政府仍反复操纵议程、随时提高要价，以多次极限施压制造更大妥协的方式来逐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同时，如上文所述，由于欧洲已很难与俄修复关系或开展能源合作，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即所谓“旧欧洲”国家）为了抵御来自俄的所谓“能源武器”威胁、尽可能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除了推进所谓绿色能源转型外，主要就是推进与中东地区以及北美地区的密切合作，其中必然涉及增加从美国的油气资源进口。加之，为应对俄罗斯“威胁”，北约欧洲成员国除了自身生产外，完全可能增加从美国购买军备的力度与规模。这就意味着，从农产品、制成品到服务产品，从油气资源到军备，美国正在对欧洲经济形成更为深度的介入。这种状态所导致的必然是跨大西洋经贸关系密切却失衡的发展，欧洲的经济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经济的被介入甚至被控制的可能，必然意味着在文明或者政治上被“纠正”或被塑造。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介入竞选政治等方式对欧洲主要国家政治所造成的切实影响仍然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欧洲的右翼保守派政治力量也未必都对特朗普以及美国抱有好感。特别是由于美国对欧洲经济的种种介入乃至控制，未来有望染指政治的右翼保守派政治力量或所谓的“欧洲爱国政党”完全有可能不认同甚至坚定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对欧政策，反对与美国密切合作。因此，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某些国家政治塑造的实际影响有可能未必是推动产生多少所谓“亲美”的欧洲右翼保守派政府，而是进一步“分而治之”，即不断激化欧洲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抗，或者说是美国保守派眼中的“新老”欧洲之间的对抗。

必须看到，这种正在为美国挑起的欧洲内部的文明分裂与对抗，完全有可能瓦解欧盟，破坏欧洲各国共同建立起来的跨国治理框架。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保守主义理念显然要否定自由主义，否定这个把欧洲各国绑定在一起的政治或文明理念。面对这种破坏欧盟根基、影响欧洲文明乃至是政治安全或治理安全的可能性，欧洲应该团结起来捍卫自身所特有的价值观。正如马克龙2017年以来长期呼吁的那样，欧洲应该坚守一种属于西方文明但又区别于或独立于美国文明的欧洲文明，以所谓“文明独立”来弱化特朗普及其美国的影响。

当然，欧洲的“文明独立”路径也必然面对着诸多挑战：欧洲各国固有的碎片化且缺乏共识性的文化叙事，原本就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加之，基于被美国强化影响的经济基础，以此为物质存在的欧洲更难形成合力来推动“文明独立”的思想构建。从经济安全面对的严峻挑战到文明安全的可能失守，背后是美国从帮助欧洲解决碎片化困境从而维持西方盟友体系到利用欧洲碎片化困境来分而治之并从中谋利的角色巨变，体现出的是欧洲治理思维面对美国霸权思维冲击时的极度脆弱性。

四、结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欧洲安全以及美欧关系的认知与理念，特别是其在重建欧洲安全秩序过程中的角色与影响，可以最简练地概括为一句话：让欧洲自己重建安全秩序。

长期以来牵动乃至塑造着欧洲安全秩序的两个大国，即美国与俄罗斯，都正在发生重大的内外变化。这些变化导致欧洲必须重新审视自身与所处国际安全环境的关系。对美国而言，国内政治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内顾”趋势不可避免，其在不具备切实利益回馈时恐怕不会对外投入或提供公共产品。同时，美国在对外政策上更为关注其国家核心利益与竞争力所在的西半球以及亚太地区而非以往的欧洲，这是欧洲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

美国的内外变化，似乎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启的，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得到更直接乃至更露骨地体现，但却并非特朗普所能决定的。即便是拜登政府四年任期也并未彻底扭转“内顾”趋势，只是做出了一些难掩留恋之意的所谓权衡而已。这就意味着，欧洲乃至世界都要认识到，美国当前的内外调整是历史趋势性的，也许是“周期性”的，也有可能是“方向性”的，但必然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这并非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就会取消警报，也很难因2028年后可能的政党轮替就出现任何本质性逆转。相比而言，俄罗斯在十年之内两次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俄欧之间历史遗留的、具有地缘结构限制的且反映某些国内政治需求与民意诉求的严重矛盾。这些矛盾在过去十多年内愈演愈烈，在未来恐更难化解。

塑造欧洲所面对的安全秩序和外部环境的最重要两个大国和两个因素，都已展现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较为明确的态势与方向。这些都不是欧洲的主观幻想或客观努力能有效改变的。在美俄的夹缝之中，欧洲的唯一选择其实就是形成合力来努力重塑自身的安全秩序，将其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跨国治理有效延伸到外交与安全领域，代表欧洲不同地区及其诉求的主要大国要更多达成一致并发挥协调作用，采取各种方式解决好自身碎片化困境，才有可能以一个整体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极”。

作为“一极”的欧洲整体，将可能不再是美国的负担，反而可能再次成为美国的需要。在长期面对大国博弈、需要持续应对地缘政治重大议题甚至面对未来的多极化趋势时，美国或许会需要与作为伙伴的欧洲共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仍持续发展演进的今天，欧洲作为一个更具真正自主性的力量，完全有机会与其他力量一起重塑大国关系与世界安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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