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居民的消费率是相对稳定的，并没有受到“三驾马车”波动而发生巨大变化。而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随着宏观经济波动的。这意味着，居民消费率是一个长期因素。其实大家可以估算一下，它和我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必须从长期因素、从制度建设方面去找原因，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周期性因素。

针对怎么解决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问题，以达到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四中全会的部署我想是一个统筹的关系，就是统筹促就业、增收入和稳预期，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第一个是促就业。就业的核心不是周期性问题。我们现在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这基本上算是自然失业率，或者说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没有周期失业的问题。但是，这5%甚至更高的失业率中，包含的是结构性失业现象，同时还伴随着就业质量没有相应提高。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核心是“匹配”：有人也有活，但人和活没碰到一起；我有技能，那边有技能需求，但我的技能和需求不一致。这些“不匹配”导致了结构性的就业困难甚至结构性失业。

从数据来看，15岁到64岁这个广义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呈现随着年龄提高逐渐上升，到一定年龄后又下降的趋势。什么样的人就业率更高、更受市场青睐？是人力资本强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但工作经验不足，综合起来不太受雇主欢迎；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虽然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但受教育程度不高，跟不上新的技能需求，也不受劳动力市场青睐。因此形成了这么一个曲线，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供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

这里又加上了人工智能的强化。我们设想，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它能够替代的能力水平大体上是中等技能。如果画一条线代表中等技能的要求，很自然，在这个水平之下，年轻人所谓的入门级技能就贬值了，因此毕业生和年轻人的就业难度进一步加大。同时，因为存在智能鸿沟和技能缺口，大龄劳动者也不能跟上技能更新的要求，就业难度也越来越大。中国以及美国、英国的一些数据文献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人工智能能力水平，图中粉色水平线）这条线继续往上升，冲击的对象就更多。如果设想通用型人工智能可以替代绝大多数工作，那就意味着这条线大概得上去。这个时候，虽然可能消灭了很多岗位，但本质上仍然是结构性就业矛盾。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要抓住“结构性匹配”这个核心，来解决就业问题。

增加收入的核心，除了提高工资、创造更多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外，现在我们应该把“分好蛋糕”、做好收入分配也纳入到增收入的任务之中。从这一点来看，政府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通过再分配显著降低收入差距。

我们还有十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此定的收入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幅度至少要与人均GDP同比例，最好还要更快一些。同时我们还要定一个收入分配的基准：基尼系数要低于0.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该低于2。也就是说，以农民收入为1的话，城乡收入差距之比应该不高于2。

按照这一点来看，初次分配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再分配是核心。我挑了一些OECD国家的案例，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市场收入（即初次分配之后）的基尼系数都是很高的，甚至有高于0.5的。但是他们通过再分配，比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税收等手段，最后使基尼系数全部低于0.4。也就是说，如果初次分配差距大，就必须要求有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拉美国家，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做的。所以，当我们讲“投资于人”的时候，虽然有无数重要的关键投资方向，但最终应该以是否“分好蛋糕”作为衡量标准。

最后是稳预期。稳预期有很多方面，比如政策保持连续性、政策效果不断递增而不是递减等，都很重要。但我想强调的是，良好的预期归根结底来自于制度建设。而这个制度建设要确保我们的投资是越来越“以人为本”的。

这些年我们遭遇了资本报酬递减，也就是物质资本投资已经不能带来应有的收益了。但是与此同时，教育回报率等测算都表明，对人的投资是报酬递增的。因此很自然，近些年已经出现了投资于人的增长速度超过投资于物的增长速度的趋势。在资金流量表里，我挑了几个项目做个不完全统计：投资于物包括资本形成和净金融投资；投资于人则是劳动者报酬加上社保福利以及社会补助之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但这个趋势可能还不够。因为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65，城乡居民收入比在2.3、2.4左右，离应有的标准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努力。以制度保障推动提供更多公共品，在家庭本位提升民生福祉，是形成良好预期和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

互动环节

在新书发布会的互动环节，《财经智库》总裁、《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十五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新书主编张燕冬向蔡昉教授抛出了两个关乎未来的关键问题，为我们揭开了“十五五”规划背后更细腻的民生考量。

张燕冬：蔡老师最后提出的是“制度性投资于人”，这包括哪些方面？

蔡昉：这个制度保障，关于投资于人的持续和长期预期，首先在于靠制度建设。党中央文件中也讲了，要进行基础性、普惠性和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说它是一个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覆盖。

具体来说，从全生命周期的开始，也就是出生人口。我们现在有着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总和生育率，七普之后都在1.3以下，目前大概只有1左右。这个水平持续下去，被国际人口统计学家称为“低生育率陷阱”，在统计意义上很难翻身。当然中国不一定完全适用这个结论，因为我们有独特的生育潜力和政策因素。因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投入，投在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上。过去笼统地说要降低“三育”成本，具体来讲，降低成本的核心是要让三育性的基本公共服务由国家买单，从而使家庭支出的部分显著下降。

第二个是教育。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传统教育的核心是人均受教育年限，这虽然重要，但越来越不能代表未来对人力资本的需要了。未来更重要的是延长受教育周期。向前要追溯到我们现在的短板，即0到3岁这部分孩子的投入。早期的智力投入和发展，对于未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至关重要。向后延伸，无论是中学、大学还是博士毕业，工作几年后，接下来就是在职培训。在职培训要和学校教育同等重要。如果说过去学校教育是九成、在职教育是一成，那未来至少应该逐渐过渡到对半开的分量。

除此之外，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也要逐渐提高普惠水平。未来遇到的冲击可能是个人无法把握的，带有一些宏观的外部性，个人没有能力应对，因此必须是社会救助的问题。同时，这可能不和你的缴费，类似“多缴多得”挂钩了，我们把它叫做“惠信”的社会保障。

总的来说，未来人工智能和改革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无限的，增长潜力也是无限的，它带来很多可能性。但不确定的是如何分好这个生产率红利。如果分好了，我想也能应对这些冲击。

张燕冬：您讲的核心问题是有些必须的公共产品要由政府提供，公共财政要向民生倾斜。其实这个问题大家提了很多年，为什么解决得比较缓慢？在操作层面要怎么突破？

蔡昉：操作层面不是我能够说的，但我想有两个理念。第一个叫实证经济学。经济学研究发现，物质资本的投资报酬递减，而对人的投资报酬递增。很自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些年对人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也是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动员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这是现实的需要。

第二个是规范经济学。我们要用发展理念去揭示现实的可能性。从理念上说，我们很快就要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那现代化目标是为了谁呢？是为了14亿中国人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完全依靠市场、依靠实证经济学是达不到的。因此，理念本身就可以独立成立，它就要求你必须把更多资源投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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