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一系列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包括经济增长4.5%－5%，；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等等。

面对新形势，增长的动能何在？近日，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十五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著名经济学家蔡昉教授以“‘十五五’展望：目标和手段”为题，进行了深度解读。让我们透过蔡昉教授的视角，一同探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看中国如何以制度之变，激发无限的人力资本红利，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征程。

《“十五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中信出版集团

蔡昉：我把这次发言定为“‘十五五’展望：目标和手段”，受时间限制，关于目标和手段的讨论肯定不是全面的。

首先，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的重大任务目标做了部署。总的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速度。一般来说，我们是对照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按人均GDP来衡量，这样我们自然可以倒推来确定“十五五”的发展速度，并围绕此做出一系列部署。

我们先从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出发。目标导向是指我们已经明确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步骤，就是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给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同时，要达到这个目标会面临哪些挑战？所以我要把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都谈到。

第一，2035年按人均GDP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什么概念？中等发达国家肯定不是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个标准相当高。应该是处于发达国家队列的中位水平，比如说三等分，能够进入中间这一组，就应该是中等发达国家。当然，也可以是刚刚跨过门槛，或者走得更远一些，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我们按照最低标准来考虑。

根据十九大提出的、并在“十四五”开始执行的战略，我们要以2020年为基期，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2020年我国人均GDP按不变价算是1万多美元，翻一番的目标就是到2035年要达到2万美元以上。既然趋势已经形成，我们从2025年之后继续算，这期间十年里，人均GDP增长速度每年至少要实现4.4%，就可以达到这个最低目标，这是第一个算法。

第二个算法是，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过去根据中国的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估算了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推算涵盖到2035年。按照这个潜在增长率，实际速度虽然是逐渐下降的，但大体上与上述目标一致。按这个算，中方案预计人均GDP可达21153美元，与翻番的目标要求基本吻合；而如果加上改革红利的高方案，数值可达21989美元，比刚才的还要高一些。

但是这些都还是最底线。我们可以预料到改革是无止境的，改革推进得好，可以获得更多红利，增长就可以更快。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各个领域的突破更是没有止境。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更好，但这只是最基本的情况。目标定了以后，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努力。之所以必须努力，是因为有很多问题还在制约着我们未来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来自供给侧。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快。从改革之前到改革后期，改革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早期“低垂的果子”都摘掉了，现在要摘“高垂的果子”越来越费劲，因此生产率提高速度在减慢，这是很多研究都证实的趋势。因此必须要有新的动能。我们原来所说的新动能是靠生产要素的投入，现在要转向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一个新动能。

再进一步看，传统的生产率提高有一种典型方式，比如在人口红利时期，主要靠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重新配置，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现在，生产率提高的来源也要转换，要转换到更加依赖“创造性破坏”，要有产业和企业的进入退出、生与死，这时候难度要大得多。

供给侧的第二个问题是，过去我们缺钱，只要有积累，投资就有回报。改革时期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过去这些年，因为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要素的均衡发展开始发挥作用。而且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不变的铁律叫“报酬递减”也会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投资回报率明显下降。

我反过来算过，即特定的单位产出所需要投入的资本存量。你看资本产出比，从1992年到2008年期间，中国处于中等偏下收入阶段，那时资本产出比有上升趋势，但回报率还是高的。但是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时期，资本产出比大幅度提高，也就意味着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大概去年或今年，中国已经进入到了高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或者说发达经济体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报酬递减。撇开其他因素和人工智能不谈，报酬递减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它也带来了我们投资意愿不强的一个底层原因。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年特别是这两年，投资的增长速度是90年代以来最低的。

除了这两个供给侧的原因，还有需求侧的原因。疫情期间，供给和需求都遭到了一些冲击，但需求遭受的冲击更大。疫情之后，宏观经济回归了，供给侧回归到了潜在增长能力上；总体来说，我们也回归了充分就业的状态。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回归，就是价格，也就是通货膨胀没有回归。也就是说，当经济增长从低位回归到正常速度时，价格没有相应回归。换句话说，我们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原理叫做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现在这种关系画不出来了。

最典型的表现是，历史上我们的名义增长率都要高于实际增长率，因为要在实际增长率之上加上物价因素。但是从2023年到现在，名义增长率比实际增长率还低。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比较微弱。这也是由于消费不振、需求不足造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供强需弱”。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需求侧的制约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或者说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中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大家可能会想，居民消费需求和其他“三驾马车”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意味着如果出口不行的时候，内需贡献率就提高了。其实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