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乌克兰并非第一个

1981年，刺客约翰·欣克利向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开了枪，幸运的是对后者来说，刺客的枪法还不够准。此后，他的妻子南希·里根（她同时是一个经验丰富、意志坚强且绝不愚蠢的政客）陷入了恐慌。就在此时，一位来自旧金山的占星师琼·奎格利走进了她的生活。在随后的七年里，她深度参与了里根总统夫妇的生活，从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行程安排、公开露面和记者会的时间，再到何时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何时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里根夫妇都要先听取她的意见。

再看看2013至2017年的韩国。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与崔顺实（朴槿惠“闺蜜干政门”中的当事人，其父崔太敏是邪教“永生教”的创始人，崔顺实本人也颇有邪教和迷信的色彩，译者注）走得过近。到朴槿惠担任总统时，崔顺实掌握了起草修改总统演讲稿，接收秘密报告，决定人事任命等大权，还强迫三星、现代、LG等大企业向自己控制的基金会汇款，同时把自己的女儿安排进了梨花女子大学，并至少“赚了”6000万美元。2017年，朴槿惠因崔顺实事件被弹劾，并被判处二十二年有期徒刑。

朴槿惠被带往首尔的拘留所。 欧新社

韩国和美国的情况，与当下乌克兰正发生的事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前两个案例中的国家制度能够展现抵抗力：奎格利的影响力并非毫无限制（里根夫妇没有事事都听她的），而朴槿惠对巫术的沉迷让她丢掉了总统宝座。

而在叶尔马克的例子中，结识维罗妮卡不过是为其形象添了一笔，最多算是个加重情节。这还不算，即便是现在，在一些社交媒体的评论里，就连俄语博客圈中也时不时会有人提醒说，叶尔马克远不是第一个被发现在搞巫术的人，比如乌克兰最高拉达安娜·斯科罗霍德议员就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爆料说最高拉达里“有很多议员在做出重大国家决策前，都会去咨询‘千里眼’和通灵师”。

在某些方面，乌克兰确实独树一帜。弥漫社会“赎罪券”氛围正是民众对国家制度已彻底失去信心的最佳证明。如果连大众都集体对最高级别官员用塔罗牌占卜来组阁抱着理解态度，那又能指望从这大众中走出来的人能做什么呢？

2022年3月，所谓的“科诺托普女巫”宣布在基辅的秃山举行大规模仪式，目的是用“黑魔法”针对普京和俄罗斯武装力量，YouTube上的直播获得了数百万观看量。喀尔巴阡山的“莫利法尔”（指那些被认为拥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译者注）们在电视上接受采访，预言战争结束的时间和普京的死亡日期，时间精确到月，有时甚至精确到周。网名为“世界上唯一的芦笋占卜师”的用户也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她的预言，帖子和视频里疯传着“同步冥想敌人溃败”的教程，成千上万人被引导同时与她进行冥想。甚至就在上个月，乌克兰还发生过算命诈骗的事件，几个家庭式的算命诈骗团伙专门挑军人和家属下手，利用战争造成的巨大焦虑和创伤骗取了差不多140万格里夫纳。

打开YouTube和TikTok，几十万粉丝的塔罗师每天都在预告俄罗斯下一次大规模空袭的日期，或者斩钉截铁地说战争在哪一年结束。甚至我见过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常拿这些视频当正经消息来讨论。

万幸的是，笔者并没有迷信巫术的亲友，但笔者经常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类消息。比如有人称自己的某个亲属，一个在银行干了大半辈子的退休会计，突然开始在家庭群里转发一条消息，要所有女性亲戚在自家门口用盐画一道线，而且要连续画满九个晚上，同时默念特定的祷词，这个迷信者解释说这是在“巩固国土的能量防线”。他的这个亲属是从一个Telegram频道听来的这种仪式，频道主自称“第十四代秘传守护者”，每天发布“针对敌方装备的咒文音频”，要求订阅者在每晚十点整同时播放。

我想强调的是，这类事情并不只在那些容易上当的孤寡老人群体里流行。在基辅，你去某些热门咖啡馆，也偶尔会看到邻桌的年轻人把手机摆桌上，屏幕上显示的不是股票行情，而是当日的“塔罗能量指数”或其他什么迷信的东西，他们用这个来决定今天要做什么。

到了这里，再说这只是叶尔马克的个人问题就行不通了。毕竟，一个人独自面对不确定性，渴求希望和安慰，那是偶然事件，但如果这是全社会的现象呢？

在数字时代，迷信不再是隐私。如今，为了让仪式生效，它需要“十万点赞和千万播放量”。YouTube的算法意识到，神秘学内容留住观众的能耐丝毫不亚于前线战报，于是便开始推广它，迷信就这样变成了病毒式传播的产品。

这也是大众心理学的一部分，迷信是一群人试图影响他们无法掌控的事物的一种尝试，就像棒球运动员无法掌控球一样。一个人无法亲手阻止又一次导弹袭击，也无法影响华盛顿、布鲁塞尔、莫斯科做出的决策。但他可以参与一场仪式，以“封锁”他仇恨的那些人的“能量”。是的，这毫无疑问是迷信，但心理医生们大概会赞同这种心理疗法。正因如此，乌克兰各大电视台才会定期将占星师和女巫请进晚间新闻节目。

迷信是一种心理疾病

叶尔马克并非事情的原因和根源，他更像是个温度计或X光片。而我们谈论的这种迷信病，大概应该称之为“确定性真空”。当国家连自己的最高层官员都不再相信现实时，确定性就消失了，于是就会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

这并不是乌克兰独有的现象：魏玛德国曾在政权瓦解、恶性通货膨胀和君主制认同崩溃的背景下盛行神秘主义；朴槿惠因崔顺实事件被弹劾下台；里根夫妇也有一定程度的迷信倾向。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普世性的迷信疾病，但乌克兰当前的迷信风潮确实与乌克兰人几乎全员缺乏安全感和确定感、深陷战争PTSD有莫大的关系。

迷信思维无法通过启蒙来治愈。南希·里根肯定不是什么愚蠢的女人，朴槿惠的支持者也不是所谓“愚昧的乡下人”，而是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中产阶级，基辅当局的官员们也大多是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迷信思维根本无关真理与理性，它关乎的是理性主义往往无能为力的东西，关乎对未知的生存恐惧和巨大的精神痛苦，关乎那个永恒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摊上这些事，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乌克兰前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右） 路透社

从历史上看，精英阶层的玄学退潮，并不是因为统治者受的教育更高了，而是因为确定性重新建立，也就是当人们信任法院和专家，当官僚体系正常运作，当军队和外交官能保证国境不受侵犯，而央行不会让格里夫纳兑美元的汇率每天都在下跌时。

一旦国家赋予民众确定性（社会保障、法治、对制度的信任），对算命先生的需求就变得多余了。

这么说来，难道当今的乌克兰离了迷信就活不下去了？遗憾的是，对很多乌克兰人来说，情况的确是这样。战争从一开始就让确定性成为不可能，而国家制度已被摧毁殆尽。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大师”，还能求助于谁呢？

曾以为自己“独立自主”的叶尔马克，自身在某一刻也沦为了这个体系的造物。而只要乌克兰还是现在的样子，就会有新的叶尔马克和新的维罗妮卡出现。而且很可能，这种人其实一直都在，只是还没有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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