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他们毕竟不只是一般的利益集团，而是超级权力和超级利益的联合体，这就隐含了巨大的危险。有学者用“权力精英”（Power Elite）一词概括各种权力相互关联组成的联合体，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他1956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醒大众：

我们必须要记住：权力精英中的这些人现在占据美国社会结构中的战略职位，他们控制着一个优势国家的优势机构，而且作为一群人，他们处于一个能做出对世界人口带来可怕后果的决策的位置。（Charles Wright Mills，1956）

米尔斯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是如此，在当下同样是如此。美国作为一个“优势国家”，它的政府、军队、媒体、企业等等“优势机构”，一旦被一群私权力“权力精英”所控制，“做出对世界人口带来可怕后果的决策”的危险就随时存在。

根据学者的统计，二战后至今，是人类历史上在自由民主名义下导致了最多屠杀的时期，全世界范围内共有5000万到5500万人直接死于西方和亲西方的军事政变以及其他冲突，还有数亿人间接地默默死去。美国著名左翼记者安德烈·弗尔切克问道：

在西方，这种全球秩序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甚至在被征服的世界里，人们也常常不加反抗地接受了它。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Andre Vltchek, 2013）

这些人干什么？

私有的、资本控制的、反人民的全球性权力，超越各国主权边界，不受舆论的监督（因为它就是舆论），也不受法理的制约（因为它就是法律），那么，掌握并运用这个超级权力的小集团，从基本性质上讲，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犯罪集团。当这个集团以内部自适应的方式协调一致地实施某种反人民的犯罪行动时，参与者没有人是无辜的，无论是实施罪行的军人和政客，还是帮助掩盖罪行的学者和媒体人，都是罪犯。

金融权力和舆论权力是这个集团通过各类私人基金会直接拥有的权力，依靠这两个权力，“资本国际”面向全球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剥削和掠夺得以顺利进行。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该集团还通过金融和舆论手段间接地劫持美西方各国政府，动用国家的政治、军事或司法权力，实现其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大目标。

新冠疫情对金融资本的冲击，还在估量中。图片来源路透社

集团的金融是“国际金融”，集团的舆论是“国际舆论”，集团通过西方国家政府行使的政治、军事和司法权力也无不是国际性的，因此，这个集团虽然没有行政上的集权，但实际上却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权，被他们用来攻击政治对手的各种“帽子”——集权主义、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全权主义等——其实全都在他们自己头上。

但这个集团在国际上滥用权力的犯罪行为，在本国却不会受到指责和清算，因为西方本国的民众是被深度蒙蔽和欺骗的对象，在很多时候也毫无例外地成为小集团极权主义的牺牲品。诺姆·乔姆斯基写道：

只有西方的宣传能够动员起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目的或目标的大众。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它可以触发政变、冲突、暴力和“为了改变而进行的斗争”。它可以把这个地球上最和平的大国说成是最暴力的国家；它可以把后者描述成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它还可以把一些对世界进行了几个世纪恐怖统治的西方国家说成是和平和民主的真正支柱，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几乎所有西方人都相信它。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也都相信……（Noam Chomsky, 2013）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关于自由的一套陈词滥调。很容易理解，小集团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为了最大限度地摆脱监督和制约，当然就会最大调门地宣扬自由，以实现“恶的自由”。从金融权力的需要中产生了关于“金融自由化”的说辞，从舆论权力的需要中产生了关于“言论自由”的说辞，还有从暴力权力的需要出发产生了关于“航行自由”的说辞等等。

但正如中国政府的有力反驳：“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同理，“言论自由”不等于“谬论自由”、“谎言自由”，“金融自由化”也不等于“掠夺自由化”、“洗劫自由化”。近代以来的历史见证：凡是以自由之名强行推动的事业，几乎无不是以另一部分人类转入奴役状态为代价的：

17世纪英国的士绅贵族自由地追求“进步”，伴随着大批的穷人失去土地和家园。欧洲自由民自由地移民到新世界，伴随着无数的非洲人、美洲人包括一部分欧洲人成为悲惨的奴隶。

从那时起，自由常常就是犯罪和杀人的代名词。埃德蒙·伯克宣称“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大英帝国。”但一位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却反问道：“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了世界上如此广大的疆域……一个自由之国何以变成了一个奴役之国？”为什么“出自善意”的英国人却因“市场崇拜”，而牺牲了“共同人性”？（Niall Ferguson，2003）

几百年过去，旧式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暴力为主、金融和舆论为辅的超级权力形式变成了金融和舆论为主、暴力为辅的超级权力形式，但是以自由之名实施掠夺这一本质未变，一部分人类的自由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类的奴役这一规律也未变。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为何引起全球震动？因为书中揭示的事实被解读为：二战后新殖民主义导致的全球财富分布不平等甚于历史上的老殖民主义时期！换句话说：通过金融和舆论等新型手段进行的剥削和掠夺，比通过传统的暴力手段更有效！

还能玩下去吗？

西方私权力小集团曾经无所不能。远的不说，1991年的苏联解体、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等，都是这个小集团参与其中甚至一手主导的杰作。

其共同特点是：虽然有些危机中使用了武力，有些没有使用武力，但无一例外地都有西方私权力集团金融权力和舆论权力的深度运用。

金融权力的运用，确保资本家在危机前后针对目标国家资本市场进行洗劫，而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获得战前采购和战后重建中的政府承包合同而获利；而舆论权力的运用更是不可或缺，一则确保西方国家在开战的理由上获得合法性，二则对战争中西方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掩盖并帮助肇事者脱罪，三则将所有的罪责统统戴在敌方的头上，四则对西方国家本国的民众进行信息屏蔽和深度洗脑。

金融权力与舆论权力的配合运用，以及这两种权力与武力的配合运用，并不需要统一指挥，凭着私权力集团内部历史悠久的自适应方式即可自动完成。这就是私权力与公权力的主要差别之一，由于紧紧围绕着私人权力和私人利益的相互增强这条主线，不用关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之所在，私权力小集团内部协调配合的一致行动很容易达成。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曾推动在国防部里成立“战略影响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试图通过政府统一指挥情报和舆论战，但却引起了一系列部门冲突，最终不得不关闭。事实证明，在打击非西方国家战略对手这一总目标上，西方国家私人部门提供的舆论战、意识形态攻心战等手段，丝毫不输政府部门。

尤其重要的是，恰恰是私权力主导的西方媒体舆论，承担了对西方国家本国公众进行信息屏蔽和深度洗脑这个任何政府都很难承担的重大任务。表面上看，在西方国家里政府受到代表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公共媒体的监督，确保信息流动的自由和言论自由，但实际上，这些公共媒体隐蔽地承担着为私权力小集团服务并对公众进行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的洗脑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