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课题组于2022—2024年间展开了一系列乡野调研及返乡观察活动，并获取了大量一手调研资料，为《大国村治：当代农民的思与盼》一书的撰写提供了案例和数据来源（9省84村田野调查+840份深度问卷+19个治理样本）。本文节选自该书下编。

【文/ 赵晓峰 等】

笔者在浙北等地调研发现，当前农村地区村干部群体中出现了不少女性身影，甚至不少村庄的主职正书记也由女性担任。

这与之前国家明确要求村干部配备中必须有一名女性不同，当前江浙等地基层社会中女性自发自觉地成为村干部队伍的主力。以笔者调研的某一乡镇为例，该镇10个行政村中，有4个行政村目前的村书记为女性。

图为河南省鹤壁市造出“彩虹村”的“97”村支书张桂芳 资料图

这不同于以往女性只是居于次位的情况：

首先，从角色来看，不同于以往的“好婆婆”“好儿媳”“巾帼队伍”等组建形式，当前村庄治理和村庄政治中女性的参与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体现为不是简单地提高了村干部中女性的任职比例，而是女性成为村庄治理的“一把手”，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

其次，从功能来看，女性担任村书记意味着农村女性不仅仅可以在乡风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活治理等领域发挥作用，还可以在村庄政务工作和村务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以工村的张书记为例，她早年在隔壁乡镇的丝绸厂里工作。1995年，丝绸厂将其发展入党。入党以后张某并没有从事政务或党务工作，而是到市区开了一家门店做生意。1997年，工村要求村支部委员会必须有一名女性成员，而当时该村符合条件的党员只有张某一人，因此她顺利进入了村支委。当时村干部没有固定工资，村里需要她做的工作也不多。因此，她在村里开党员大会和乡里开大会的时候才会回村，平时都在外面开店做生意，也不需要经常回村。

2013年，张某的公公在山上打山核桃时不幸去世，张某的婆婆一人在家生活难以为继，因此希望她能够回村照顾家庭。2015年，张某的丈夫辞去外面的工作，回村常住，张某也随之回村。2017年，前任村书记通过公务员考试前往乡政府工作，张某因此正式担任村书记一职。在村庄工作期间，张某既可以照顾家庭，又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

类似张某这样的女书记不在少数，当前农村女书记现象的兴起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与当前的乡村治理内容转型有很大关系。

当前农村的政务和村务工作主要有两类，分别是案牍类工作和服务类工作。案牍类工作主要是指在系统平台上进行各项政务信息的填报和搜集，因此村干部每天的工作内容中有大量的“指尖工作”。服务类工作主要是向村民提供各种政府服务、发放各种福利，例如走访农村高龄老人，通知宣传社保、医保费用缴纳，通知残障人士、困难群体领取相关补助等。以上工作更加注重对乡村基层社会信息统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生活服务等相关政务的处理。这部分工作是近年来基层政府工作内容产生服务化转型的重要表现，占用了乡村干部一半以上的工作精力。

相比于这些，村民的矛盾纠纷等问题也逐渐减少。随着江浙地带整体财政实力的增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备，尤其是经历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大型乡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浙江地区，更是如此。浙北地区的乡村治理内容已经从汲取资源、筹工筹劳转为向农村分配资源和服务农民，在此背景下，女性的亲和、细致、耐心等性别优势更加适应当前的村庄治理内容。

第二，村庄内部利益空间有限，男性精英介入村庄治理的动力不足。

据笔者统计，截至2023年，张书记所在乡镇总面积128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仅1000多人。人口密度过低，居住分散使村民之间的往来不再那么频繁，大部分村民进城工作，乡村成为留守型阵地。再加上村庄内部利益斗争空间压缩，引发的村庄派性斗争减少，村庄政治秩序相对平稳。因此，在村庄政治竞争中，并不需要很强的斗争能力和强大的资金实力以获得村民的支持。

近年来，村庄内部政治不再像之前那样围绕外来资源的输入而展开。随着各项财务审计制度和纪律监察制度的完善，直接从乡村内部谋取利益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2016年之后，当地全面推行了组财村管与村财乡管制度，进一步规范了乡村财务收支。村庄治理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向了平稳的政务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