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68年”，表征而非遗产

从1988年开始，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以及“后革命”时代的社会格局的转型，人们开始以十年为单位来重新思考、理解“68”年。

有很多论者往往在纪念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遗产”一词来谈论欧洲68年社会运动对当代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但是，“遗产”这个字是非常不恰当的。欧洲68年社会运动，其兴也忽，但是它的作用并没有随着运动实际的停止或既有秩序长存而消失，不仅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消失，甚至在今天也没有消失。

今天看来，这场由大大小小的事件组成的社会运动整体在表现形式上虽然是“反抗”——甚至是“纯粹反抗”，但在性质上却似乎更像是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这种“断裂”、“失序”、意识形态的“多元目标”，折射着社会经济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配套生产方式结构、政治结构、价值观结构的转型。物质基础层面的巨大转型，让社会各个阶层在脱节中，感到压抑和不满，但却寻找不到合适的政治表达语言，在“多语症”中表征着“失语”的现实。

站在今天来回看，我们或许会惊讶地发现，欧洲68年运动中的强烈的行动表征已经被它们所表征的资本主义“新社会结构”收编并常态化：唯我论（哲学意义上的）的个人主义、边缘身份认同、差异至上成为现代价值观系统中的真正核心；各种青年亚文化成为文化主流并不可否认地成为文化工业也重要产业部门。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治理模式从大厦建筑结构的“管制”发展为根茎、网络状态的“管控”。

而在68年运动中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地最广泛的口号“不要国家”也已经通过资本主义金融、劳动力市场、电子商务交易方式变成了某种现实，人工智能-社会集体智能让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升级到了新的规模，甚至要比“新福特主义”还要新，以至于在青年们在每一次以他自己的ID登录进入互联网进行游戏操作的时候，都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一次参与——总之，68年的运动作为其矛盾之“表征”的这个社会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已然升级到“景观社会”版本的后现代社会。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欧洲的68年社会运动，是表征而非遗产。因此，后68时代的思想家们，仍然是在68年社会运动所表征的社会中、以此社会结构性特征为对象思考着。在哲学中，哲学家们思考着这个异常复杂的网络性的社会结构。68年一代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块茎”、“解辖域化”、“网络”等认识论-存在论概念在后68年的社会现实中才能得到真正意义身体性的理解，才能在“后68年”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这里从“资本的内部”出发得到有力的注解。

最不该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欧洲68年运动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表征”还在于，它是经典形态的“工人运动”的最近一次大爆发，就仿佛是一次传统产业工人的工人运动的“告别演出”。

事实上，在68年的工人运动中，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工会”的作用如果不能说是“负面的”也至少是“消极的”，在运动中追求“自我管理”的工人，与其他运动主体（学生、农民、教师、职员）处于于平等的位置之上。这种运动主体的表征，直到68年过去多年之后才获得了理论上的认识和理解——奈格里（Antonio Negri）为这种多元主体取名为“诸众（Multitude）”，它们被嵌入其的社会结构被称为“帝国”。

今天来看，1968年的这场运动作为“表征”，在历史整体的运动过程中把西欧当时整体社会结构中的诸多层面的“潜在结构”的转型表达了出来，从那时迄今的欧洲-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对这些表征的“问题化”和“理论化”。欧洲68年运动的“诸众主体”和“诸众诉求”表征了新型的经济基础模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

经历过并且是深入“参与”过意大利六八年运动的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后来直至今天都还在对这一模式进行不断的理论化。“帝国”正是他给这种基础模式的一种命名。

安东尼奥·奈格里

在他看来，随着公共的社会规划被“事件性”取代，随着内嵌于劳动分工制度之中的“社会主体”被“诸众”取代，传统的“社会运动”内的“公”与“私”的两个构成性的装置原则即告瓦解在当代“后六八”社会的生产方式中，“非物质劳动”相对于社会分工明确、身份区隔严格的传统“物质劳动”占据更大的比重，以通讯技术为基本物质基座的信息化大工业劳动，融会人际交往的情感劳动和生产新象征性产品的创造性劳动，已经是六八及后六八时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