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来的学生们

宣布战败的《终战诏书》播出的那个炎热夏日，盛冈市仁王国学校(当时名称)的老师们一大早就被紧急叫到了校长室，其中也包括六太郎老师。距在见前小学任教时已经过了九年多，当时的他已经二十九岁了。

“听到广播的那一瞬间，怎么说呢，整个人就陷入了一种虚脱的状态，然后眼泪哗哗地流。有的老师互相握着手，哭着说这以后可怎么办，有的一个人默默啜泣……”六太郎老师回忆道。对他来说，当时的眼泪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就是很不甘心，特别不甘心。”那天晚上，在同事借宿的学校附近房间里，六太郎和其他几个老师喝着烧酒聊到了深夜。当晚的他也是充满了自责：“是不是因为我们贡献的力量太小了？”

即使是六太郎这样的老师，这样一位在国家严格管制教育的情况下还能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全身心地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最终也在日渐严峻的战争中成为了一位不折不扣的“战争协力”战士。

在见前村任教时，面对着日本东北地区的贫困农民，他开始意识到，要想改善农民的生活，就必须和农民们一起行动起来。村常会、部落常会、农事讲习会，他凭着一股年轻劲儿四处奔走，积极地和村民们探讨如何改善农业经营，探讨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青年时代的六太郎来说，扩大教育规模，从国家发展、民族未来的角度来教育贫困农民是教师的职责。后来，他的想法进一步发生变化：“我们必须打赢这场仗。只有战争胜利了，和日本一样饱受折磨的东亚各民族才能迎来幸福的日子。”

也是在这个时候，六太郎迷上了吉田松阴与宫泽贤志。他在自己家里办起了“神民塾”，召集村里的青年男女来参加，为他们讲解松阴与贤志的著作，还在村里建起了松阴碑。

电影《战争与人》片段

“松阴对松下村塾里孩子们的爱、对乡土的爱，终其一生为他人奉献的品格，贤治对农民们无限的爱——我想将这些传递给年轻人们。”六太郎说道。

一九四四年，六太郎在他的母校岩手师范开了一场有关松阴的讲座。

为了多一些时间和学生们相处，六太郎甚至住进了学校，他也还是会为了印制文章而制作油印板。这是一位满心都希望孩子们幸福的教师，一位不知不觉沉溺于战争中的教师。

“那时候，松阴也好，贤治也好，战争也好，都在我心中共存着，毫无矛盾。连贤治说的‘在全世界都实现幸福之前是不可能有个人幸福的’这句话也被我当成了呼唤‘战争协力’的弹簧。那时候的视野可真狭隘啊。哎，太丢人了，还是不说了吧。”六太郎老师咬紧了嘴唇。

对于六太郎老师来说，最令他难受的还是那些他教的孩子们。从学校高等科被送往战场的正夫、作藏还有松治，这些学生都是在他的鼓励下参与了“满蒙开拓团少年义勇军”。送站那天，他对他们说“这是你们最高的荣誉”。那些孩子最终都没能再回到这片土地。“我究竟怎么做才能补偿他们呢?”

岩手各个村庄刮起秋风的时候，沉重的“八一五”战败体验开始在六太郎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那样一种天皇绝对主义的体制下，父母们能为孩子们受的教育说上什么呢？教育不就只是一种彻底的义务、一种强制、一种命令吗？在‘一旦有危急情况，定当为国挺身而出’的终极目的下，父母们、孩子们不都失去了表达的权利？以天皇的名义命令基于谎言教科书的谎言教育，由我这样的谎言老师若无其事地来施行……如果校长们能认真一点，‘八一五’战败体验就不会在战后的实践中被忘记。因为我们在战后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以此为原点。”

六太郎老师在最近的小学校长会的机关志中写道。

【本文节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新书《何谓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