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对旁观者来说，日本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度：充满矛盾纠结，沉湎于极致，自卑和自傲并存。对历史和现实中不想面对的事情可以假装“视而不见”，或在纠结和烦躁中作出逆反回应，“讨厌”和“烦躁于”有人经常在耳边“提醒或絮叨”他们的历史罪责。

这种反射模式似乎应验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第十章“道德的困境”中提出的“耻感文化”特征。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认为，人生来就带着“原罪”（亚当夏娃），犯错是人性所致，不必避讳，可以通过忏悔和从善来缓解和疏导“负罪感”和“负疚感”，从而达到“心安”的效果。

“耻感文化”熏陶下的日本人与之完全不同，他们的“负罪感”和“负疚感”源自外界的评价，而非良知意识，因而缺乏通过忏悔和赎罪来自我化解耻感带来的心理负担，更多依赖外部社会的规范和群体压力来约束行为。

一个从未踏上日本国土的知日作家：《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

去过日本的人都会发现，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会给自己订立几乎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规矩和框框。为何？因为他们很在意别人如何评价自己。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任何不满或鄙视，他们尽量完善自己，这就导致了他们一方面做事具有“极致倾向”，同时，在这么严格要求自己之后还被说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两个反应模式：要么自卑，要么逆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虽然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而跻身列强行列，但日本的精英阶层依然徘徊在面对西方时的自卑感与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之间，并在这种矛盾心理的驱使下发展出两套不同的叙事方式来“自圆其说”：一是精心设计“公共记忆”，二是决策过程模糊化。

“公共记忆”包括皇室的神格延续性；对主要人物的“英雄化”（包括对牺牲将士的半宗教式膜拜）；渲染仪式感和象征性（如樱花为民族象征等）；为此不惜假造历史（如一日本军官伪造中朝边界6世纪的石碑刻文，冒称当时已有一大群日本武士驻守那里，以此为侵略朝鲜正名）；把战争责任推诿给军中的激进派，而非天皇主导的国策所致；将侵略邻国说成是出于“泛亚主义”的理想实践，是为拯救亚洲免遭白人统治的“善举”；挨了两颗原子弹后将日本说成是二战的“受害者”等等。

“决策过程模糊化”是另一种惯用的叙事方式，意指舞台上所见只是傀儡，而实权者则隐于幕后，声称此现象世界各地皆有，并非日本特有，譬如德国的“灰衣教主”（Graue Eminenz）一词即源于此。他们试图通过这种话术来模糊和推卸战争责任，并导致1945年后难辨个体以及天皇的战争罪责。

1987年8月29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自民党闭门会议上有一段话非常经典地反映了这个思路，他说：“天皇地位如太阳，在最高天际光芒闪耀……我们方得以安心处理俗务，有时也为做不愉快的事情相互争夺；世间俗事是我们的党务，自民党承担俗务。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二元世界。”

广岛核爆留下的惨状

80年前的今天，一颗原子弹炸碎了日本广岛。从历史角度看，8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生命个体而言，它可是人一生的光阴。

在写本文时，有一个问题时常跳出来：美国投向日本的原子弹究竟炸出了什么？

是最终让日本这个对手从此一蹶不振了？还是赢得了一场为美国带来百年盛世的“命运之战”？还是敲山震虎，给不久后成为冷战对手的苏联“一点颜色看看”？

从实际效果看，当时被炸趴下的日本除了对新主人美国依然弯腰做小之外，很快又试图傲视并控制亚洲；美国虽然巩固了全球霸权，但国运到底有多久目前还真不好说；苏联当时或许的确被美国威力无比的“新家伙”镇住了，但很快也制造了这魔鬼武器，并开启了一轮又一轮的核竞赛。

不仅如此，美国的原子弹还生出一个全世界始所未料的结果，那就是把日本这个曾给邻国带来无尽苦难的“施害者”炸成了到处哭诉伸冤的“受害者”。

笔行至此，突然明白了以下原委：日本被美国虐了几十年，却依然愿意紧抱“山姆大叔”的双腿不放，因为只有在这个“投弹者”身边，它的“受害者”身份才成立；而面对广大亚洲邻国，日本再怎么伪装都无法摆脱“施害者”的历史定位。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