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对二战忏悔和反思为何如此不同？

2015年3月，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日本时表示：“正视过去，是达成和解所必需的前提之一。德国承认了自己的战争罪责，因而法国最终也愿意与德国和解”。默克尔这样说，实际上也是间接地劝告日本，希望日本比过去更主动、更自省地面对那段历史。

日方的反应虽然保持了特有的礼貌和含蓄，但态度很明确。时任外相（后来担任首相）的岸田文雄表示：在对待战争历史的问题上，将日本和德国简单比较是“不合适的”；而且，两国在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有所不同，德国和日本所处的邻国环境也不同。

显然，默克尔对于更坦率面对自身历史的温和提醒，在日本遭遇了质疑和保留。有专家认为，随着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国民的民族自尊和国家认同感增强，才导致民族主义倾向和极右思潮的沉渣泛起。也就是说，经济成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

实际上，极右民族主义回潮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精英对邻国造成的伤害以及战争责任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为了迎合国内民族主义的诉求：摆脱战后体制和和平宪法的制约，加强国家和军事实力。新生代的保守派政客则沿袭极端民族主义思想；部分旧军人、外交官、学者更是利用回忆录和历史著作否认或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及殖民历史，配合国内的保守政治势力。

安倍不遗余力地推动修宪

冷战结束后，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政治力量鼓吹所谓的“第三次开国”，即通过推动修宪再造国家（前两次分别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接受“和平宪法”）。具体目标就是政治“总体保守化”，让民族主义获得新动力，反对和平宪法，追求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这种新民族主义更注重历史修正和政治独立，如通过修改教科书来强化爱国主义、淡化侵略责任、塑造符合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家认同、加剧社会民族主义氛围。

这与德国的反思和记忆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经济发展是催生民族主义的土壤，那德国的国力与日本不相上下，长期位居第三大经济体。可为何德国的民族主义就能被长期成功地控制住呢？

归纳起来，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德国的《基本法》有明确的和平条款：如第26条“禁止侵略战争”中确立“和平共处”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将侵略战争，特别是为侵略而备战，列为刑事犯罪。此规定直接体现了二战后德国“永远不再”（Nie wieder）的宪法承诺。而日本虽然也有一部“和平宪法”，但右翼政党一直在致力于修宪，这与德国坚守和平之路的做法背道而驰。

其次，理性主义传统对德意志民族的影响深刻。康德认为人既是认识主体也是道德主体；黑格尔将理性视为社会秩序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启蒙运动的理念认为“理性是人类脱离迷信愚昧的认识工具”。德国的理性传统为良知提供了认识依据和规范框架，正如康德强调的那样，理性是立法者，而良知则是理性法则在个体中的实践声音。相比之下，日本政治精英考虑更多的是恢复昔日荣耀和他们眼中的“平等国格”。

再者，德国的邻国以及德国国内舆论对政治极端言行的高度警惕和约束。以前联邦议会议长延宁格（Philipp Jenninger）的辞职为例：1988年，他在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Reichspogromnacht）50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说，其中17次引用了纳粹概念，譬如在提及“水晶之夜”时使用了“自发的民众愤怒”（spontaner Volkszorn）。他试图通过这种“体验式叙述”手法来解答德国年轻人反复提出的“希特勒何以掌权”的问题。但他的演说还是触犯了底线，踩了红线，引起朝野和舆论的抗议，最后被迫辞职。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

最后，德国人的忏悔和反思不仅反应在宪法、媒体等营建的约束性框架上，也体现在政治家的个人言谈举止中，如1977年时任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世纪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他事后在采访中被问及下跪的动机时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

1949年通过《基本法》时，首任联邦总统豪斯（Theodor Heuss）就曾表示，德国人在1945年5月8日“既被解放又被毁灭”。这一对军事失败的双重认知在1985年再次得到强化：时任联邦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议会演讲中称德国签署投降书的5月8日为“解放日”。

反观日本，政府内阁成员去参拜放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似乎成了某种“政治时髦”。这种不思悔改的行为在世界公众中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差效应，引发邻国的抗议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靖国神社“问题，笔者还想特别强调一点：

有人认为日本政客的行为是出于日本文化中的祭祀传统。这个说法不值一驳，因为二战后的美占时期，麦克阿瑟非常清楚神道教及其祭祀场所对民众的潜移默化作用，因此提出“政教分离”原则，斩断国家神道与军国主义的关联。不仅如此，他还调整了天皇的地位，授意裕仁本人于1946年1月1日发表《人间宣言》（官方称为《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否定了天皇的“神格”。

无论是慑于美国的影响力，还是考虑本国的经济发展仍需祥和的地缘环境，总之，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并没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作妖。

日本人的新旧“主子”麦克阿瑟和裕仁

1966年，日本厚生省将含有甲级战犯的历年阵亡者统计名录完成后，交给靖国神社宫司筑波藤磨，但筑波对此事比较谨慎，只先把一般军人放了上去，并没把名单中的所有人供奉上去合祭。到1978年10月，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战败时期的宫内大臣松平庆民长子）却径自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名字列入靖国神社合祭。

照惯例，二战后，日本的天皇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但自从1978年甲级战犯被列入神社供奉之后，裕仁再也没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此停止了天皇固定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反倒是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正式“破戒”，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率内阁成员集体参拜，使这一现象如今成了日本政坛的一种常态。

由此可见，日本对二战罪行的反思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或不想再做。不然，战后在美国高压下能乖乖做到的事情，为何在冷战后期就开始做不到了呢？这里当然有日本国内的原因，但更是美国的地缘政治考量和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