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该计划存在致命缺陷：希特勒幸存的消息引发军方动摇，柏林部分部队开始犹豫或选择效忠元首，短短数小时之内，政变便告瓦解。

政变失败后，纳粹展开血腥清算：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的5名参与者在柏林举事中心“本德勒馆”（Bendlerblock，现为德国国防部第二办公地）的庭院中被就地处决；共有200名参与者被捕和被枪毙，有些则主动或被迫自杀，株连者上千人。

在整个“女武神计划”中，有一个人物与日本“宫城事件”中的阿南惟几非常相似，那就是被称为“沙漠之狐”的德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

他最初对纳粹政权保持忠诚，但随着盟军诺曼底登陆后战局的进一步恶化，他对希特勒的领导风格和战争策略产生了日益强烈的质疑。后来，隆美尔遭遇空袭重伤住院，也就是说，7月20日刺杀事件前数日他其实已退出前线。但有证据显示，他至少知晓“女武神计划”的存在。

与阿南惟几相同，隆美尔的立场也具有矛盾性：虽非核心策划者，但他认同推翻希特勒以缩短战争的目标，希望通过政权更迭与西方盟军单独媾和，从而避免苏军占领德国东部。他还计划开放西线以换取德国不被全面占领，因此抵抗组织赋予其在政变成功后接管西线指挥权的关键角色。但隆美尔不同意刺杀手段，更倾向于兵谏拘押的方式。

行动失败后，隆美尔的结局与阿南惟几也很相似，之后会有详叙。

两个事件的同与不同

·共同点

1.军事精英阶层的武力反抗：两次政变均由对当局不满的现役军官主导，且不惜采取暴力手段。日本以畑中健二为首的军官刺杀上级，发动政变；德国则由施陶芬贝格上校实施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2.挽救国家“荣誉”和保全“国本”的动机：日本政变者将投降视为“国耻”，认为本土决战才是最后的决胜局，不甘皇权受辱和国土如德国那样被盟军分别占领；德国抵抗者同样认为必须除掉希特勒方能避免国家彻底毁灭。两者均将当权者的决策视为对国家存续和民族尊严的威胁。

3.行动筹划已“久”：与德国的计划相比，日本军官们的政变的确颇为仓促，但也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从《波茨坦公告》发布后即开始准备了；德国抵抗组织则早早开始改造原本用于镇压内乱的“女武神”军事预案，“掉包”行动始于1943年。

4.均以失败告终：两次行动无一成功，参与者或自杀或遭处决，扭转局势的反抗行动从此偃旗息鼓，现存政权因此暂时得到巩固：日本皇权得以存续，希特勒视自己在暗杀中幸免于难为“神圣时刻”。

·差异点

1.行动目标：“宫城事件”不是为了止战，而是试图通过“本土决战”来扭转战局，他们认为“本土未战，何谈投降？”，幻想的是“一亿玉碎”；而“女武神”计划则是要通过刺杀希特勒来达到止战的目的，最起码在西线停战，然后通过与西方国家媾和来建立能维护德国主权的“理性”战后秩序，换言之就是“体面结束”。

一名士兵展示希特勒被炸弹几乎炸成碎条的裤子

2.对最高权力的态度：日本天皇作为神格化身亲自下令投降，虽遭军方内部反对但仍获遵从，激进派发动政变虽然“软禁”过天皇，但并非要反对皇权本身，而是为了阻挠天皇的《终战诏书》被宣读；德国抵抗者则把行动目标直接对准希特勒本人，认为必须除之方能拯救亡国之命运。

3.组织程度：日本政变缺乏军方高层支持，虽不是完全临时起意，但也相当仓促；而德国的行动则经过了数月甚至更久的周密策划，有完整的权力接管方案和人员配备。

4.文化政治背景：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对天皇的敬畏，即使最激进的军人也难以彻底违抗；纳粹德国虽推行领袖崇拜，但统治阶层内部存在多元政治观点。

·差异根源

1.元首地位：裕仁天皇作为不可亵渎的具有神格的一国之君，其决策具有终极权威，臣子们的忠诚度极高，甚至可以为其切腹赴死；而希特勒的“元首权威”始终面临致命挑战，先期形成的“绝对威望”源自蚕食邻国和雪耻《凡尔赛和约》的成功，随着前方战事的持续吃紧，国内的抵抗运动（包括刺杀计划）就开始活跃起来。

2.文化传统：日本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导致政变者很难觅得广泛盟友，结果很快陷入孤立，对许多军官而言，投降不仅意味着战败，更是对“忠君”理念与武士道传统的亵渎；德国的抵抗运动则能很快觅得为数不少的志同道合者，各阶层的精英能形成广泛的联盟。

3.军队地位：德国军队政治化非常突出，初期的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和后来的党卫军（Waffen-SS）在武装力量的架构中地位突出，而传统国防军的地位实际上有所下降，若不是希特勒发动战争必须依靠大批军力，它们甚至都有可能被全面改造或被上述力量所取代（参见“罗姆事件”）；而日本的陆海军一直享有高度自治权，军部和参谋本部甚至可以单独决策，社会严格遵循“忠君爱国”的等级秩序，武士道精神渗透军政体系。

4.战争态势：畑中健二一众暴乱时，日本已处于美军即将进攻本土和苏联大军压境的四面楚歌之中和全面崩溃的边缘；德国虽然两线吃紧，但危险离本土还有一段距离，抵抗运动起事只是为了缩短战争，通过与西方国家媾和来确保国体续存。

这两场未遂政变展现了两国军事精英在民族存亡关头不惜铤而走险。其差异本质则源于国家理念、文化传统与战争形势的不同。

参与者不同的命运结局

今日人流穿梭的商贸中心，昔日战犯绞刑执行地

东京都池袋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复合式商业中心：太阳城（Sunshine City）。如今徜徉在此，已全然感觉不到丝毫的萧杀，可从1895年至1970年，这里一直是风声鹤唳的“巢鸭监狱”所在地。

二战结束前，这里曾关押过共产党人和政治犯，如德俄混血的共产国际间谍佐尔格（Richard Sorge）；日本投降后，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被收监并绞死在此；“宫城事件”核心人物之一、起草《兵力动员计划》的荒尾兴功（Arao Okikatsu）也曾在此服劳役6年，但不是因为参与了政变（他最终背弃了），而是因为他曾虐待盟军战俘并导致大量死亡。此人一直活到1974年。

参与“宫城事件”的其他主要人物，如椎崎二郎、畑中健二、古贺秀正（东条英机的女婿）、挥刀砍杀森纠师团长的上原重太郎均剖腹自裁。由于他们参与的是“犯上作乱”的政变，特别是违抗“圣裁”，还“软禁”了天皇本人，因此被指摘为“民族叛徒”，自然无缘获得神社中的牌位。而那些给其他国家造成生灵涂炭的甲级战犯们反而能被安置在靖国神社供人参拜纪念。

由此可见，按照日本的伦理道德，获得靖国神社牌位这等“殊荣”的只能是称得上“忠君、服从、爱国、勇敢”的人物，其中对天皇的忠诚和服从明显要高于对国家民族的忠勇。参与政变的少壮军官们虽然“忠勇报国”，但“犯上作乱”了，因而死后也得背负罪名。

同样，时任陆军大臣的阿南惟几虽然竭力维护国体和皇权，坚持盟军占领后要尽量争取保留日本主权，但他在“宫城事件”中未制止“忤逆”政变的发生，因而成为最大的“悲剧性人物”。

作为一名军人，阿南惟几的履历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官运亨通、军功几无。他的官运始于给天皇当侍从武官，后来长期担任“军人文官”之职，如陆军省兵务局长、人事局长等；之后他虽然也带过部队，如第109师团长、第11军司令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官，但战功乏善可陈；第一次真正上战场时已年过50，指挥了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又开始走“仕途”，担任陆军航空总监兼航空部长以及陆军大臣，直到自裁身亡。

与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军“楷模”隆美尔相比，阿南惟几的军功只能望其项背，但俩人的结局却异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