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隆美尔是否加入过抵抗运动这个问题，家属、昔日同僚以及历史学家们各执一说。不争的事实是，他与政变者多有交集。这点也与阿南惟几相同。

左图：隆美尔（右）1944年4月与参谋长施派德尔（左）在前线 / 右图：在乌尔姆市政厅举行的国葬仪式

1944年10月14日，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人事局长布格多夫（Wilhelm Burgdorf）及一名同僚携氰化钾抵达隆美尔住所，出示了所谓的“证据”后给予“自杀”或“公审“两个选择，并转达元首给他举行国葬的承诺。隆美尔明知这是阴谋，但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名节而选择服毒。在国葬仪式上的悼词中，有一句话颇具讽刺意味：“他的心属于元首”。

当年反纳粹抵抗运动的成员，不管是死还是幸存，在战后头些年内并未因为政局的改变而得到正名。相反，他们的“功绩”不仅大多未被承认，而且还经常受到质疑和反对。很多人一直摆脱不了“叛徒”的骂名，更不用说公开纪念或正面报道了。

受害最深的是这些人的家属：他们不仅长时间陷入“社死”，而且连补偿和退休金都拿不到。这个情况直到1950年代才慢慢有所改变，但人们内心的真正转识还要更晚些。

冷战时期，东西德对“抵抗运动”又有各自的政治化叙事：西德积极评价保守派的抵抗运动，譬如称施陶芬贝格的刺杀行动为“反抗暴政独裁的壮举”，同时边缘化共产党人的反纳粹贡献；东德那边自然更突出后者的历史作用。

“尼伯龙根忠诚”与“武士道忠君意识”

如果跳出上述两个具体的事件，我们在对德日进行对比时，还能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共性特质：“忠诚”。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这个名字一定很陌生；但在德国现代史中，这位出生于外交世家的宰相相当出名。一如勃兰特总理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其实出自其助手巴尔（Egon Bahr），当年德皇威廉二世激进扩张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则与比洛这个名字密不可分。

此公一生说过两句名言被载入史册，第一，1897年12月6日，他在帝国议会辩论殖民政策时说：“简而言之：我们无意遮蔽他人，但亦要争得属于我们的阳光之地。” 这无异于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叫板英法老牌帝国的冲锋号，青岛和胶州湾成为德国殖民地也是这句话的产物之一。第二，1909年3月29日，他在帝国议会演讲中首次使用“尼伯龙根忠诚” （Nibelungentreue）这一概念，对处于波斯尼亚危机中的奥匈帝国表示坚守同盟的决心。当时的原话已失传，大意是：无条件支持盟友奥匈帝国，哪怕最终发生战争。

“尼伯龙根忠诚”源自古代德意志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在德国文化语境中，它指一种无条件的、至死不渝的效忠态度，而且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尼伯龙根忠诚宣传画，图片前方是两位德皇：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

当然，比洛使用“尼伯龙根忠诚”时涉及的是外交领域，而将这一根植于德意志民族文化中的价值叙述全方位运用于内政的是纳粹执政时期，特别是二战后期。譬如：

·在1934年的纽伦堡党代会上，纳粹理论权威卢森堡（Alfred Rosenberg）明确将这一远古概念扩展至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即所谓的“元首原则”（Führerprinzip）。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发表“全面战争“演说时强调：“我们必须如尼伯龙根武士那样在燃烧的大厅中坚守——忠诚至死！”

·纳粹党卫军以“忠诚即吾荣誉”（Meine Ehre heißt Treue）为座右铭；希特勒青年师的效忠誓言中也使用这个概念（“我们以尼伯龙根式的忠诚战斗到最后一人”）；通过个人忠诚宣誓构建“元首-民族共同体”（Volkskörper）的政治神话。

日本人的“忠君”意识主要源于神道信仰和武士道精神的结合：神道教将天皇视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具有神圣的地位。武士道则强调忠诚、义理、信义等价值观，并将对君主的忠诚视为核心。

特别在明治维新后，天皇不仅是国家元首，更被赋予神圣地位，全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忠君精神成为国家统一和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忠于天皇就是忠于国家本身。武士道原本强调效忠各藩的“大名”，明治维新以后则逐渐转变为全民效忠天皇。忠君成为武士、军人，乃至平民的行为准则，把个人的生死、荣辱与天皇和国家的命运绑定。

中国人常说“自古忠孝两难全”，但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教育敕语》等国家文件明确要求将“忠孝合一”视为道德理想。学校教育不断强化“忠君即孝亲”，把皇室比作国家大家庭的家长，将对天皇的忠诚与家庭伦理结合起来，培养全民的忠君观念。

日军神风敢死队队员出征前照片

军队中对天皇的无条件服从（如不上诉、不反对、不质疑命令等）被视为天经地义。为了维护“国体”，甚至可以为天皇而死，切腹殉难等都被美化为最高的忠君行为。

神道也强调对天皇的敬仰和献身，主张“敬神、爱民、尚武、殉道”，相信只要武士和臣民尽忠，死后则可成神，使忠君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圣战”和“殉道”这两个概念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才用，它也是日本军事和宗教文化中的核心内涵之一。

近代，日本政府和军方通过媒体、仪式、教材等多种方式强化、利用忠君观念，并以此作为民族动员、对外侵略的重要精神武器。

以上是德日两国在“忠君”方面及其相似的文化宗教传承。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忠君”是两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之一，为何还会出现“宫城事件”和“女武神计划”这样的犯上之举呢？

这或许与大环境压力之下的个性扭曲和膨胀等心理因素有关，因为极端教育必然也会产生极端的个例。只不过，椎崎二郎、畑中健二、古贺秀正等叛乱者从未想过要斩首天皇，而施陶芬贝格一众的首要目标就是“弑君”，干掉希特勒。

这些“乱臣贼子”们都是在类似的“忠君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一个是要阻止《终战诏书》面世，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一个是要直接拿元首的头颅去作缔造局部和平的“投名状”。何以解释如此之大的差异？

若深究其原因，除了不同的地缘处境和文化背景等因素之外，还是能从德日两国的民族性格中发现其中的微妙区别的。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德意志宣扬的“尼伯龙根忠诚”，还是日本神武道的“忠君理念”，两者灌输的其实都是“愚忠”思想。但在特定的时空中，它们似乎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只不过，大和民族将其发展到“极端”和“极致”，而德意志民族则保留了“理性”和“良知”等基本元素。

我们可以从施陶芬贝格的遗言式表述中体会到这种境界：“做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会说我们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們就是良知的叛徒。”

没有良知的忠诚会让人一条道走到黑，会导致认知偏执，甚至会致使人性泯灭。这点我们也可以从德日两国对战争罪行反思和忏悔的不同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