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文海】

10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最新消息，此前备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做出规定：

规定已满十二周岁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奸淫幼女罪，草案指出，对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确适用更重刑罚。

随着近几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多发，有关未成年人犯罪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无论是神木少女被害案还是定州杀人焚尸案，都曾引起一时轰动，更不用提以校园霸凌为代表的各类轻微刑事、行政类案件的视频不断涌现于网络之中。

与民众的积极呼吁和反响对应，立法机关似乎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法律的调整上显得更加平静，但其实在2017年，公安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就取消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限制性规定，同时将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年龄范围，从之前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修改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将行拘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较之于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试图做出先行尝试，可惜最终并未通过，失去了一次为刑法修正提供一定经验积累的机会。

直到最近的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案中，加害人被判处收容管教三年，其父母拒不履行民事赔偿被处以司法拘留，并被强制拍卖房产的新闻激起了民众更大的不满。我们发现，一直以来谨慎的“保守治疗”带来的并不是“病情”的稳定，反而随着心理成熟的低龄化以及社会信息接受的多方位化，“病情”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终于，我们等到了开篇提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带来的变化。

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案中被害女孩

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草案最终还是采取了以具体罪名来进行恶意补足年龄的做法，在规范性上有了较大的确定性，此外通过最高检的核准也防止了该条文的滥用。当然，对于罪名仅限于故意杀人以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是不是过于限缩，是不是应该将原有的十四岁承担刑事责任的罪名全面纳入，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比如我们还关注到二审稿还对奸淫幼女案件中，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的应当适用更重刑罚，而强奸却并不在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范围之内，因而未成年犯罪的，可能无法适用这一规定。相反，类似于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案中，男孩的最初犯意是强奸。这类案件从报道而言很可能在未成年犯罪中有着很大的比重。比如曾经的北京李某某轮奸案。当然这就需要我们司法一线单位的数据支撑了。

而这跟我国修法小组的组成可能有着很大的关系，或者说修法时候的考虑要素之间应当如何平衡有着不小的联系。在刑事法律修改的过程中，谁的经验和意见应当更加得到听取和总结、以及应当以何种方式来验证修法的必要性，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刑事法律修改过程中，对相应罪名亦或者刑事责任相关条款感受最深、经验最丰富的，毫无疑问是以公检法为代表的司法及司法行政部门。尤其公安机关作为直接接触到案件最前线的单位，他们的经验和数据支撑最为有客观性与权威性。当然，由于他们自身角色的原因，确实存在着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他们的很多意见可能会存在着强化刑事处罚的可能性。但至少他们的数据支撑是客观的，即便不一定完全认可他们的价值判断，但对他们的事实陈述部分显然应当加以重视。

而往往作为修法小组成员的官员或者学者，都容易有着法律理想化或者高度化的趋势，总会在“应然”和“实然”之间稍稍倾向于“应然”。而与之相对，以公检法为代表的法律工作者则更容易倾向于“实然”。同理，在支撑修法的方法上，公检法更多的可能站在司法数据的整理上展开自己的论点阐述，而官员与学者除了这些量化分析之外，还会存在一些稍显法律自身逻辑化或者法律理念化的要素。

当然严格来说，这种差异甚至于“制衡”是正确且必要的，过于“务实”主义的立法很容易走向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侵害，但如何把握这个度可能是个很难的问题。或者说在未成年犯罪问题上，我们可能过少的关注了量化数据本来应当带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