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现场油画 图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第二，毛泽东本身是陈独秀提拔起来的，陈独秀比他大14岁，毛泽东一路走过来，其实是陈独秀跟他关系最好。1922年到1923年，我们党筹备三大的时候，是陈独秀把毛泽东从湖南调到中央来，由一个普通的地方党员、地方支部干部成为党中央的干部。毛泽东在“三大”时不仅是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当时称执行局，执行局委员总共只有五人，相当于毛泽东进入党中央核心圈。

而且，毛泽东担任委员会秘书，秘书的位置很要紧，当时为此还专门为发了一个文件，规定由秘书负责起草党内文件、负责会议记录，规定任何中央文件的发放一定要有秘书签名才行，所以后来中央文件出来的都是陈独秀、毛泽东签名。

可见，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地位，而他的地位跟陈独秀对他的欣赏以及两人的交往有关。所以，今天《觉醒年代》能够这样描写陈独秀，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依据的。

我过去专门写过陈独秀的文章，其实我们长期研究历史的人就会知道，首先，像这样塑造陈独秀完全是应该的，肯定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在上层是容易通过的。这类影视作品毫无疑问要经过审查，它能够通过是很不容易的。第二，《觉醒年代》是突出“从红楼到红船”这条线索，它通过影视创作，把很多发生在上海的事情移接到了北京，比如陈乔年陈延年两兄弟，其实跟北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主要是在上海活动。这也是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要把很多内容集中到一个点上来，以突出北京的作用，所以我说这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它是为了突出北京的作用。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这部剧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从历史研究角度来讲，相当于公开对陈独秀做了重新评价，那么这个现象是否会引发对过去其他的一些中共党内人物或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或再研究？

熊月之：这个我估计是不会的。因为就像前面讲的，能够对陈独秀做一定的肯定，或者说尺度能够放得这么宽，跟毛泽东以往的评价是有关系的。更重要的是，像陈独秀这样的历史人物，离现在比较远，凡是离今天越远的越容易讲，也越容易客观，因为对当下的影响已经很少了。比如前段时间一位新华社记者跟我谈，现在对华国锋的评价是不是宽了一些，因为今年官方举办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我理解，这也与时间距离有关，距离越远，越容易客观。

回到前面的话题，退一步说，现在党内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尺度还是不一样，李大钊肯定是放得更高一些，因为李大钊是没有争议的人物。

观察者网：前面谈到的这么多人物，包括他们所处的空间、所交往的人脉圈，实际上如果从“三层空间”拓展开来，还有一个国际空间，早期的中共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无法脱开关系的。甚至现在讲中共和世界的关系，还必须要去关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左翼思潮运动，毛派在西方是比较流行的。不过后来我们好像不太谈论这些，包括早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但我想中共与世界这组关系是绝不可忽视的，不仅是对过去、也对将来有重要意义，您从历史的角度会如何评价这组关系？

熊月之：很巧的是，今年初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约我写一写这个问题，后来文章发表在《世界历史》杂志上。

中共与国际的联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写了，不仅写了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国际的关系，而且把这组关系放到更大的场域内，即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联系。上海的特殊国际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有非常大的关系。

上海城市有两种国际性，一种是一般城市都有的国际性，比如我们这个城市跟另外一个国家的城市有联系，与其他地方通邮通航等等，这种国际性很正常。另一种是上海的特殊国际性，我称之为嵌入型国际性，就是把一种国际的东西嵌到上海城市内部，这是非常态的。后者就意味着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具备国际性意义，但如果挪到一般城市就不会有。因为上海有租界，不是只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更重要的是公共租界的特殊性，那是与多国有关，少的时候有七八个国家，多的时候达十几个，这些国家都共同参与了在上海发生的事情。

所以，上海一旦有什么事，就会演变成国际性事件。比如日本人在上海办一个纱厂，纱厂工人罢工就会变成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按理说工厂罢工只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但在上海就会扩大成国与国的政治关系。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

再者，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都没有将治外法权让渡给工部局，因此每个国家在上海都存在治外法权，比如，比利时人在上海犯法，比利时领事馆要处理，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是代表了那么多居住在上海的外侨的利益，而且外侨又跟各自国家联系在一起，因此上海的事情就会演变成国际性的事情，也使得上海跟整个国际的联系特别密切。

这样，国际上有一阵风，上海就会起一层浪，国际上有任何大事，上海都会有反应，反之亦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以后，在上海的德国人就会受影响，要把他们赶走。

这也是共产国际会看中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两种国际性使得上海在国际联系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另一个就是上海在整个远东的地位，使得它成为共产国际特别看重的地方。共产国际成立以后，要在远东发动社会主义运动，因此就要成立远东书记处，共产国际就把这个书记处放在上海。按照常识来讲，共产国际当时的活动主要在西伯利亚、海参崴，以西伯利亚跟东亚的地理位置来讲，到北京、天津或者东京都比上海近，更方便，但他偏偏选中了上海。选中上海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格外看中这个城市。

我的一个判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跟圣彼得堡的类似性，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从圣彼得堡开始，突发性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有五条经验，第一条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二党的领导，第三有工人武装，第四在军队中发展力量，第五重视舆论宣传。当共产国际想在远东其他地方搞社会主义运动时，一定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五条拿去套，那么上海就是其中和圣彼得堡的条件最相似的城市。

除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以外，中国本身的位置使得它在比较上海跟东京时，当然会选择前者，因为共产国际要继续在远东将革命火种散布开来。中国、朝鲜、日本、印度的共产党组织都是1921年前后起来的，所以共产国际会把目光投在上海，把机构放在上海，就是考虑到上海的国际联系。

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人员合影，左二为维经斯基。图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要讲中共早期历史，必然脱离不了国际，思想来源是国际，组织指导是国际，制度架构是国际的，党员开会经费也是国际的。共产国际到上海后有四项措施，先是把俄文生活报社买下来作为书记处地址，然后在法租界设通讯处，把俄国的信息大量传过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翻译的很多东西都是这边过来的。他们还弄了一个兑换外汇的地方，就在现在九江路那边，共产国际的经费汇过来以后，换成中国可以用的钱。还有就是设立外国语学社，用来专门培训人员。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其实陈独秀的问题是跟这个联系在一起的，他有很多主张无法按自己的意见来，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只能执行国际的指令，但执行以后所有的责任都得他负责，所以陈独秀常常为共产国际背包袱。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不讲这组关系，但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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