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说到中国，您提出了“酷中国”的愿景。在书中，你认为“酷中国”会向世界提供很多优秀的AR（增强现实）、艺术作品和游戏。能详细聊聊这个观点吗？你最近几次去中国，什么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凯文·凯利：确实，重建互信或许可以从一个简单转变开始——让美国人觉得中国很“酷”。如果现在问普通美国人，提到中国能联想的三个词，恐怕没有一个词与“酷”相关。

我亲身经历过日本形象的蜕变。年轻时，美国人对日本充满负面印象，认为“日本制造”等同于劣质品。但这一切彻底改变了。后来，在很多人眼中日本代表着酷产品、酷文化，酷的旅行目的地。这种转变就发生在我有生之年。

中国也完全有可能重塑国家形象，如果中国持续创造全世界都渴望的顶尖产品。当“中国制造”成为卓越代名词时，距离“酷”就不远了。而且我认为，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这是触手可及的。

观察者网：在您的一生中，您用绘画与摄影记录了亚洲五十年的消逝光影。为什么选择亚洲？

凯文·凯利：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首先，我对亚洲的界定非常广泛——从土耳其到日本，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片大陆承载着当今世界三分之一甚至近半的人口。这里是人类文明的舞动之地，文化底蕴深厚，不仅保留着多元的原始传统，更孕育着多元的现代文明。

最吸引我的是亚洲独有的时空交错感：既延续着古老文明，又孕育着崭新未来。这种古今交融的特质在世界其他地区并不多见，我既沉醉于它深邃的历史长河，也着迷于它迅猛的发展速度，更惊叹于其内部惊人的多样性。

很幸运，我的旅行恰逢亚洲历史上一个独特时期。像我这样囊中羞涩的年轻人，也能深入探访那些曾经需要巨额资金、探险队和赞助商才能抵达的古老文明。这让我得以在传统消逝前夕，像乘坐时光机般沉浸式体验那些古老的生活方式。

观察者网：我总觉得KK（指凯文·凯利）的思维像多棱镜般璀璨。做客一期音频节目时您提到玩AIGC工具时，设定了三个角色：达芬奇、马丁·路德和哥伦布。这个充满隐喻的“三贤组合”对您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凯文·凯利：这源于我偶然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您刚才提到的三位旷世奇才（开启新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和画家达芬奇）其实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欧洲，但彼此并不认识。于是我虚构了一场雪夜围炉的相遇：三人一见如故，决定合作，这当然是纯属想象。我以这个虚构场景为起点，用AI深度构建了整个平行宇宙：共同创作了十部衍生著作、一部传奇史诗、一部迷你短剧，还有配套的维基百科词条。

与AI协同创作的过程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愉悦，这种共创快感甚至超越了阅读本身。我不在乎是否有人会看到这些作品，因为“合作创作”本身已是极致享受。这种“为一人观众打造精致世界”的理念，预示着未来每个人能与AI合作拍摄长篇电影——生成所有角色、场景和配乐，就像J·K·罗琳构建哈利·波特宇宙那样。每个人在自己卧室也可以轻易做到，或许这些作品永远不会示人，就像写日记、绘草图般私密。但当创作变得如此简单时，人们会纯粹为创造而创造，不必追求观众数量。很多作品确实不会有大批受众，但这又何妨？

观察者网：确实，我也很享受与AI协作创作内容。但最近我发现自己花太多时间在消费内容，比如刷短视频。刷视频时总听到有人说“认知决定一个人的层次”。但您似乎有不同观点：“只要一个人的身份认同系于价值观而非特定技能组合，他就能更快适应变化”。该怎么理解这个观点呢？

凯文·凯利：我想强调的是，在2025到2049年这关键的25年里，人类最需要培养的特质是“动态更新”能力。当新现象出现时，随着知识储增长，人们更敢于改变想法，学习新技能，掌握新技术。如果你现在还在校园，未来将要从事的职业很可能现在连名字都没诞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液态思维”。

但现实中，人们常把自我认同与特定观点绑定，这就形成了“认知钢印”——因为害怕动摇身份认同而拒绝改变观点。更智慧的策略是，将身份锚定在永恒价值上：比如善良、慷慨、好奇心这些历久弥新的品质。当你的存在根基建立在不变的价值维度时，反而能从容改变对其他事物的看法，因为你的核心身份从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立场。

观察者网：听起来很有哲理。您写过很多富含哲理的书，比如《科技想要什么》（2011年出版）中，提到“科技和生命一定共同具备某些基本属性……机械的系统在生命化，生命的系统在机械化”。为那本书写序的姜奇平先生（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姜先生不久前也参与我们谈话节目。他也认为您的结论与工业化的理念正好相反，工业化赖以成立的世界观基础就是：人征服自然。能请您再多谈谈当时的观点吗？

凯文·凯利：我在研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时发现一个趋势：为了让机器更好地服务人类，工程师们正越来越多地引入生物系统的运作原理，比如免疫机制、神经网络等。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用工程思维改造生物系统——基因编辑、胚胎筛选等技术就是例证。这揭示了一个深层真相：自然界与技术界并非截然对立，它们实则遵循着相似的底层逻辑。

这不仅仅是关于人类本身，更揭示了一个本质：生物世界（自然界）与技术世界的差异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大，因为它们实际上遵循着非常相似的规律。我们几乎可以把技术视为一种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形式——某种加速版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人类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机器，而且在某些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机械化（比如接受激光眼科手术这类操作）。我认为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演进——虽然尚未完全到达，但趋势已然显现。

关键在于理解：我们创造的技术领域并非与生命和自然对立，因为它本就源自自然，保留着许多相同的本质。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持续推动技术发展，让我们制造的物品越来越接近生命形态，从而更好地与自然兼容。这样的技术对自然的危害将远小于现有水平。

无论是机器人、飞行器还是太阳能设备，都有巨大潜力通过仿生设计变得更环保、更有机。技术本质上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就不该以“反自然”为由拒绝科技进步，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因此应该持续推进，而不是因为认为技术“违背自然”就拒绝它。

观察者网：您接触过那么多的未来学家。是否还有一些您尚未合作过但渴望合作的同行呢？无论他们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凯文·凯利：很遗憾，我对中国的未来学家群体了解有限。现在我的目标之一正是更深入地结识中国未来学界的同仁，与他们交流。在美国，我有幸与一些用创新方式思考未来的人士进行过探讨。

目前我正在尝试与好莱坞编剧合作——因为仅仅依靠未来学家是不够的。现实是，很少有人真正关注未来学研究，但所有人都在看好莱坞电影。银幕呈现的图景，往往就成为大众认知中的未来。真正的变革力量在于制作展现乐观未来的影视作品，毕竟当前银幕上充斥着太多反乌托邦叙事。

在这个人们更常通过电影、YouTube和TikTok获取信息的时代，影响大众未来观的关键。这正是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将乐观主义未来学融入影视创作，以此影响人们、改变人们对未来的想象范式。

观察者网：这些想法太令人着迷了。感谢您持续不断的创作。通过阅读您的作品，我也被唤起了自己内心所爱。感谢您点燃了像我这样的读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也感谢您今天抽空接受采访。

凯文·凯利：非常感谢。能够参与这部作品的创作是我的荣幸。正如您所说，这是我第一本中文版首发的书，特别为中文读者撰写。我真心希望中文读者能从中获得启发与助益。

我的期望是每个人都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乐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创美好未来。我们没法守株待兔。悲观主义无助于改变世界，我们需要先构想出理想中的未来图景，并坚信自己有能力把它实现。这就是本书希望传递的理念。期待各位读者的品鉴。很高兴参与今天的对话。

观察者网：非常感谢您！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