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成立杂交水稻科研小组的前前后后

杂交水稻的研究，以1964年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为起点。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对研究工作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使我劲头更足了。要继续往前走，工作量会愈来愈大，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是不行的。可我正在做新的筹划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初期，黔阳地委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我们安江农校。开始搞运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点历史问题的、出身不好的、说过什么“错话”的，每个单位都要“揪”出一些来。揪出之前，先要大造舆论，贴出大字报，刷大标语，点出被揪者的名字。白天造好舆论了，晚上就要批斗，批斗完之后就关到“牛棚”去，监督劳动，不许回家。牛棚里的人，集体的名称叫“黑帮”，或者是“牛鬼蛇神”。各单位揪“牛鬼蛇神”是有指标的，比例是一个单位总人数的5%。我们学校教职员不到200人，计划要揪8个“牛鬼蛇神”出来。

在五十年代末，毛主席提出农业“八字宪法”。

我这个人，政治思想水平很低，平时对政治学习也不上心，对各种流行的政治熟语口号之类，也不是太关心，或记不那么清楚。我只知道有“八字宪法”的说法，却不知道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说实在的，对那些翻来覆去的政治我真的不感兴趣。我对政治的关心就是希望国家好，在学校里我把我的工作做好，想搞农业科研，那就是把杂交水稻搞成。就这样。我想当然地以为“八字宪法”是农业部提出来的。现在想来我当时很天真，因为有一次，在教研组与其他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八字宪法”中少一个“时”字，不违农时的“时”。那也就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随便一说。没想到这在“文革”中可成了我的一大罪状，成了我们学校中“牛鬼蛇神”的候选人，要把我揪出来批斗！揪之前造舆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进行炮轰，揭发我有两大罪状，第一条就是“修正毛主席的八字宪法”；另一条是“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女走白专道路”，无非是指我平时表现出重视业务学习，重视科研工作的倾向。

邓则那时生了大儿子“五一”，在农校休产假。学校贴了我很多大字报，她也看了大字报。我和她说，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呀，明天我可能要上台挨批了。她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一起去当农民去吧。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之一。那时“文化大革命”中，夫妻离婚的多得很，她这样对我，我好感动。

奇怪的是，贴完了大字报之后，当天并没有什么动静，没批斗我，也没进牛棚。后来的一天下午，工作组的王宝林组长要我晚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当时以为真的到时候了，要挨批斗、进牛棚了。晚上我按时去王组长的办公室，他说办公室人多，到外面去说吧。

我和他就走出了校门，心里非常不安。问他找我什么事？出乎意料，王组长说：“中央的精神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工作组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现在正值收早稻、插晚稻的季节，工作组要搞一块晚稻丰产田，请你选一块好田，并要你做我们的技术参谋。”我一听惊喜万分。心想：工作组是“太上皇”，要我当参谋，说明我在政治上肯定没有问题啊。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又大又重的石头，终于移走了。我非常激动，表示一定要当好技术参谋，保证工作组的试验田夺得高产。

我解脱了。第二天，我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边哼着歌，边去积肥。路过牛棚时，“牛蛇队”的组长是教体育的李老师，望着我居然还哼歌。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还要唱歌，不要高兴太早！我把你的床铺已经准备好了，你名字的标签也在我口袋里准备好了。今晚你就要加入我们的队伍，还要归我管！”原来，农校要计划揪出8个“牛鬼蛇神”，已揪出了6个，还要揪两个，工作组已责成这位“组长”把我名字的牌子和床铺都准备好了。

王组长给“李组长”做了准备让我进牛棚的安排之后，为什么又安排我做工作组的技术参谋呢？

没过多久，工作组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撤走了。第二年，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了当时的王组长，这时候他与我之间已经是同志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了，他才对我说出了其中的原委，揭破了谜底。原来工作组已经决定要揪斗我之后，除了布置贴大字报揭发“现行”之外，还打算新帐老帐一起算，于是就查我的档案，看看有没有老问题。一查档案，他们居然发现一封发自国家科委的来函，函件中的基本内容是肯定了我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预言：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必将使水稻产量大幅度地增长，并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要支持我搞杂交水稻研究工作。

看到这份公函之后，工作组傻了，不知是要把我当批斗对象呢，还是当保护对象？因此他们马上就去向黔阳地委请示。当时的地委书记孙旭涛回答说：“是当然的保护对象！”于是工作组就来了个急刹车，不再提揪斗之事，转而请我来做工作组示范田的技术参谋。

我转祸为福了！但为了完成揪斗指标，工作组决定揪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曹老师去顶数。那时候的事，实在是太荒唐了。

此后，工作组不但愿意听我宣传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对增产粮食的重要性，而且默许我把杂交水稻试验秧苗从臭水沟里搬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大方方地搞。我壮着胆子请求工作组批准我每日中午请两个小时假，为试验稻穗杂交授粉，出乎意料的是工作组却批准一个上午。我仅要求连续三天，却批准为一个星期。

为什么国家科委会来函支持我搞杂交水稻呢。后来我得知，是我那篇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救了我！具体是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后，很快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同志发现，他将此文呈报给了当时的九局局长赵石英。赵局长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必将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表示支持，党组集体讨论予以批准。1966年5月，赵石英同志及时地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分别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发函，责成他们支持我从事这项研究。就这样，在国家整体进入政治动荡的岁月里，我能够获得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与时间，使刚刚起步的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保护，避免了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可能后果。

湖南省科委给安江农校发出的公函

湖南省科委给安江农校发出的公函

请继续安排“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研究

安江农校：

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载有你校袁隆平等同志所写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我们认为这项工作的意义很大，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估计将是培育水稻杂交优势种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如果能够成功，将对水稻大幅度增产起很大作用。国家科委九局曾于去年给我委来函问及有关情况，并责成我们予以支持。我委曾于今年二月下旬派员去你校了解研究项目的有关情况，并与你校革命造反组织研究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适当扩大研究等有关问题。

为了加快该项目研究的进度，希望你们列入你校科研计划，给予适当支持，并请将今年研究计划报告我委。

湖南省科技委员会（印）

1967年8月16日

抄报：国家科委、中南局科委

抄送：省农科院、省农业厅、黔阳地科委、黔阳专区农业局、农科所

1967年2月，按国家科委的指示，湖南省科委派员到安江农校了解情况，由我起草了《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并提议将应届毕业生李必湖和尹华奇留校作为助手。省科委决定支持列入省级项目，下拨科研经费400元。同年6月，成立了由我负责的科研小组，这时安江农校已改称“黔阳地区农校”。3人科研小组中的李必湖和尹华奇，是我班上的学生。从1964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选育雄性不育系的试验以后，他们俩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都主动来找我，希望我带领他们一起搞研究。因此，在这次筹划中，我特别提出了请求，经湖南省农业厅批准，他们两人成为了我的第一批助手。

袁隆平的科研小组在试验田中。左为李必湖 右为尹华奇。

国家科委的一纸便函是“尚方宝剑”，使我免遭批斗，使杂交水稻的起步研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

《袁隆平口述自传》，口述/袁隆平，访问整理/辛业芸，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