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事权划分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发生在80年代末的利库路特丑闻等事件。在制度层面，可以说导致丑闻发生的一个因素是补助金、许可认可等权限向中央省厅集中，地方政府在接受国库补助金等时，往往还要遵守国家规定的各种条件。虽然接受国库补助金等可以为本地居民提供更丰富的服务，但是，由于用途、目标等是国家设定的，有可能使地方自治体忽略本地居民最希望政府做的事情，而仅仅是完成了中央省厅的旨意。而中央省厅由于掌握大量的财政资金分配权力，使得这些官僚机构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通过从中央向地方放权，从政府向民间放权来降低“利益诱导型政治”产生的负面影响。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的财政分权改革中，正是这些省厅提出了大量的反对和抵制意见。日本通过把权力向首相、向民选政治家集中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绕过这些省厅，逐步地推动地方分权改革。

第二，政府间事权划分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受到地方自治制度的影响，日本各级政府间无论是传统的事权分类方式，还是新的法定委托事务和自治事务的分类，或者政府间共享事权，其事权经费负担或支出责任都能根据法律找到明确的政府层级归属。

除《地方自治法》外，还有两类法律涉及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一是基本的、一般性的法律规定，比如《公职选举法》、《地方公务员法》、《地方财政法》、《关于地方公共团体财政健全化的法律》等。二是与特定事务领域相关的法律，比如《国土利用计划法》、《食品卫生法》、《学校教育法》、《农地法》、《道路运输法》等。

而各级政府权限的变更和移交也同样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比如，2014年6月，日本内阁府地方分权改革推进室第四次公布了与提高地域自主性和自立性有关的需要修改的法律。这批法律一共有63件，涉及内阁府、总务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文部科学省等政府机构的职能，包括国家向地方公共团体移交事务和权限，以及都道府县向指定都市移交事务和权限等内容。

第三，构建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讨论平台。

即便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是由法律确定的，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做什么实际上也是处于变动之中的。而法律的修改不可能总能及时反应这种变动。换句话说，在一定意义上，无法具体计算和衡量各级政府的法定受托事务有多少，自治事务又有多少，更不可能从原则上设置两者的比例应各占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的事权配置往往是一个政治过程，中央与地方难免产生争议和纠纷，需要各参与方的讨论、争论、讨价还价和妥协。因此，设立相关的讨论平台就非常有必要。

在日本，中央省厅的力量足够强大，而地方自治体则成立了“地方六团体”[7]，并在“三位一体”改革期间与内阁官房长官、财务大臣、总务大臣和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就国库补助金的改革进行对话，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事权具有变动性，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纠纷，日本在总务省设立了“国家地方争讼处理委员会”，并最终可上诉至最高法院。这一制度从法律上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过去的上下、主从关系逐渐向对等、协作关系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