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于法定自治事务干预的方法为：建议、劝告、资料提交请求、协商、更正请求。一般来说，国家不会采用代替执行等方式干预地方法定自治事务。当然，这次改革也不是那么顺利，来自中央政府各机构的阻力依然强大。在这次改革中，实际上几乎没有废除太多的事务，也几乎没有被提升为国家直接执行的事务，同时尽可能将以前的机关委任事务改为自治事务，而非法定委托事务。[8]

2006年12月通过的《地方分权改革推进法》（2007年4月—2010年3年有效），在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同时，通过确定基本事项，有计划地全面推动地方分权改革，进一步推动中央向地方下放权限、转移财源，确立地方政府的自立性和自主性。

2007年4月，内阁府设置“地方分权改革推进委员会”。

2010年6月，日本内阁通过《地域主权战略大纲》，推动“地域主权改革”。改革的目的是顺应国家与地方关系从上下关系到对等关系转变的趋势，由居民对本地事务进行自主判断，主动采取行动，并承担相应责任，从而进一步体现地方自治的本质，丰富“国民主权”的内容。[9]

2011年，日本废止基于地方分权改革推进计划地方自治体承担的义务。2012年，日本又创设了国家违法确认诉讼制度等。2013年，日本内阁决定在内阁设置“地方分权改革推进本部”，推动与地方分权改革相关的政策的综合制定与实施。同时，废止了2009年设立的“地域主权战略会议”。

总的来说，日本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的实质意义是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不同作用，尊重地方自发的活力和多样性，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自立性，力求建设“充满个性与活力的地区社会”。地方分权改革的基本目标是构建分权型社会，力图实现两种转变：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过去的“上下、主从”转变为“对等、协作”；二是行政体系由过去中央主导的单一形式向由居民主导的综合行政体系转变。

结语

日本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战后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所决定的。这是日本经验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同时，日本的地方自治在财政体制方面实际上运行得并不完美。因此，自20世纪90年以来，日本围绕财政体制做出了多次改革，在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更加合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日本的现行体制没有完全实现改革设计者理想的状况，依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地方。比如，国库补助金制度并未完全按照分权改革中的设想彻底废除，“利益诱导型”政治并未完全根除。

此外，在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让出权力的时候，还存在一些非常实际的阻碍因素。比如，并非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想从中央获得更多的事权，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忽略本地居民真正的愿望，而地方政府之间同样存在事权配置上的分歧。而且，地方分权未必能提高地方政府的自治能力，相反仅仅是增加了事务工作量；地方与中央的讨论平台也受到较大制约，而像“地方六团体”拟议设置的、将国家与地方的协商场所法制化的“地方行财会议”一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