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

讲回中华民族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抗日战争。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一点站在当下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符合我们在一段时期内的利益；但如果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样的叙述也存在一个瑕疵，即中国人民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当性是不是一回事？至少在我的认知中，不完全是一回事。

中国人民的抗战，是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具有绝对的正义性；还有第三世界国家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这是阶级解放过程的一大前提。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也是这种主张，对殖民地人民，首先要有去殖民化的过程。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背景并没有那么正当，二战背后的很大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因为分赃不均，需要重新再分赃。在此过程中，大国并不完全站在被压迫民族利益的立场，而是只考虑自身利益，苏联在二战初期也是类似考量。二战结束后迅速转变成冷战，恰恰佐证了二战在某种程度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再分赃的性质。

我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与这场大国博弈战争是平行的，中间有交织，但也有不同。正是因为二战的正当性是不足的，其结尾是冷战的开启，导致中国人民的去殖民化斗争、民族解放斗争没有彻底完成。严格说来，中国的抗战尚未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二战后立即开启的冷战格局阻断了这一进程，导致了台湾光复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现象。

抗战胜利的中国收回了台湾主权，首先要做的是“去殖民化”，但国民党做得并不彻底，它为了自己的统治，跟台湾本土的旧势力做了妥协，它试图通过与美国合作、甚至与日本殖民遗老合作，来维护自身统治。这种妥协导致国民党对台湾当地的治理受限。

这种制度设计，最终也使得整个台湾的去殖民化过程没有完全推进下去。包括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土地改革，如果从纯粹的政治权谋角度来看，国民党发起一场土地改革，理论上是要吸取其在大陆时期的失败教训，在台湾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在基层动员民众的做法完全不同。国民党自己没能力深入基层，只能交给地方士绅去代理，而那些在土地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士绅阶层则开始反对国民党，把他们的利益和日本殖民叙事结合在一起，将土地改革解释为“中国人来抢夺台湾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厚了战后“台独”思想的基础。

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谈谈与“台独”存在很大关联的“二二八事件”，也是《沉默的荣耀》在岛内激起的涟漪。国民党新主席郑丽文上任后参加马场町秋日祭，结果造成诸多争议；若深究国民党、民进党等各方回应，会看到很多历史的扭曲。

1947年2月28日，愤怒的台北民众聚集在台北烟草专卖局前面抗议，并烧毁大量物品。

如果要追究“二二八”的源头，跟国民党在台湾去殖民化的过程不彻底有关。“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当时从海南岛回到台湾的台籍日本兵找不到工作，国民党也没有能力帮他们解决困难，于是这些人的生存出现大问题，情绪上转为怀念日本殖民时期，仇视中国政府接收。这就造成“二二八”爆发后，迅速成为台湾精英以及一些带有皇民色彩的人对大陆来台人士（当时已被台籍日本兵等称做“中国人”）的攻击，其间导致官员、民众等数百人受害，这跟皇民遗绪有直接关系。

但就“二二八”的性质而言，我不打算把它直接、简单地定性为“皇民暴动”事件，但也不想把它简单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毫无疑问，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由台共转变而来的台湾地方中共组织也看到了契机，试图将其引导为阶级斗争或者阶级革命。从3月2日开始，中共──主要还是前台共的成员介入，试图把事件导向人民起义的方向。

这种起义跟一开始那种皇民遗绪的暴动中对中国人的仇杀行为，出现了直接冲突，包括在此过程中，谢雪红要去限制、反对暴动者针对外省普通人的暴行。结果在这起事件中，无差别仇杀大陆同胞和主张仅针对国民党当局、反对无差别仇杀这前后两种行为是混杂在一起的。这就导致日后人们在评述“二二八”事件时，经常会出现冲突的、乃至两极的认知。

在国民党当年的描述里，这起事件就是所谓的“共匪煽动”“奸匪作乱”，这与大陆在1949年到1978年很长时期内将“二二八”表述为“人民起义”的立场相反，但内容却是对应的。等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并回到大陆以后，基本就略去无差别仇杀大陆同胞，把“二二八”跟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革命事业放在一起，认为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的起义。在台湾“绿营”那里，“二二八”则被视为“台湾人反抗中国人”的起义。这三种历史叙事是冲突的，那究竟哪一种是对的？

我想，如果我们局限于这种思维框架，一定要在这三种代表性叙事中去寻找所谓“唯一正确答案”，就恰恰陷入了误区。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把中国人民的抗战简单视为二战的一部分，一定会出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几条线索分开，会发现“二二八”最初有皇民趁机反对中国人和前台湾共产党成员倡导的台湾人民革命这两起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同一件事，但实质是两回事。人民革命是一条线，而反对中国人的矛盾是另一条线，两者在进行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冲突。“二二八”事件和人民起义并不是同一起事件。

当然我并不是说1947年前台共成员利用台湾“二二八”事件开展的行动计划，就是依照解放战争的整体目标来策划的。我们在定性“二二八”时，对其自3月2日之后的行动──我们姑且称之为“三二”起义──的动机和正当性予以肯定，但也要看到正当性背后是不是把握住了革命契机、是不是了解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我的浅见是，“三二”起义没有精确把握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

台湾自1945年光复以后，整个社会去殖民化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中国共产党派到台湾的组织都意识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推动爱国主义、鼓励爱国人士。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谢雪红等人的起义其实是早熟和冒进的，某种程度上也导致至今“二二八”事件仍存巨大争议，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将其解释为对己有利的事。当然，现在在台湾社会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台独”的“二二八”叙事。“台独”势力把“二二八”事件完全“去中国化”，视光复为“再殖民”，只讲“台湾人反抗中国人压迫”，将“二二八”当作“反抗中国人压迫”和“台独”的起点。这种观点，在立场上有根本的谬误，但它对“二二八”与“台独”关系的认知，却符合“二二八”──而非“三二”──的历史过程。

1947年3月，谢雪红、杨克煌等组建的二七部队。《团结报》

如果依据我前面提到的将抗战和二战区分开来的原理来回溯“二二八”事件和“三二”起义，才能看清楚历史的前进方向。当时前台共所代表的方向接近历史的方向，但那个过程的起点偏偏是在去殖民化尚未完成之下的皇民的挣扎，从而导致“三二”起义的路线误差和最终失败。或者说，仔细探究“二二八”，会发现日本残余势力、美国领事馆都有相当程度地介入，这些都是外部压力，他们都在干扰历史的方向。

中国大陆对台湾岛的主权诉求、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诉求的目标，都促使我们要回归整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对中国人民整体利益以及中华民族建国过程的压制。这种压制不仅来自美国、西方、日本，甚至也来自苏联，他们很多时候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来对待的。

其间，他们抓住了中国社会的多元现象——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历史中一直出现的现象，以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一个现代民族处在早期成型阶段的漏洞，作为其介入乃至拆解中国的契机。

我们有必要深刻体会台湾在日本殖民之下遭受的压制。那种压制不一定只是残酷的杀戮、镇压，它还有另一种形态，就是很多人在皇民化教育下对日本的认同，这是更深层的殖民手段。有些台湾人觉得自己更像日本人，这种想法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于台湾社会，就显示了这种深层的悲哀。

回到《沉默的荣耀》，剧集要展现解放战争尚未完成，但忽略了在台湾其实恐怕连抗日战争也没完成；我们必须先完成抗日战争，才能继续走下一程。这件事需要全体中国人的参与，先完成去殖民化的过程，再完成人民解放的过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