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学斌】

1860年10月9日，在京供职的常熟士人翁同龢于日记里写道：

“清晨城上紫云垂垂，微雨竟日，夜见星斗。”

此不寻常的天象恰与人事相合。凌晨时分，被英法联军击溃的清廷逃兵数千名拥挤在彰义门外，至早上辰刻终从西便门鱼贯涌入，“人马车驮共争门入，声如沸涛。”[1]

更为酷烈事件尚在后面。次日，翁氏听闻“海淀、老虎洞、挂甲潭等处房屋被焚，夷兵向大宫门开两炮，后湖中有浮尸四具。”[2]又过八日的午后，身居城内的翁氏远望“西北方烟气彻天”，直到第二天“烟焰未熄，乃三山宫殿及高明寺被焚也。”[3]

无独有偶，避难房山的翁同龢之父、前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于9日当天屋中闷坐，忽然听有人告知“圆明园被毁，或云炮打，或云火烧，或云仅焚宫门，或云已被占据……”[4]正在不明所以、彷徨失措之际，也是在18日，翁心存于下午未刻举目“东北方黑烟腾空”，到了傍晚，他在“城上望见火光烛天，不知何处，兀坐端忧，夜不能寐。”

待到翌日午后，“东北方尚见烟焰”，经房山练局侦探得来消息，原来昨日“万寿、玉泉、香山皆被焚毁”，想必往昔入园领略美景的记忆涌上心头，翁禁不住喟叹：

大车载薪，积若山阜，此次再焚，不独三山荡尽，而圆明园正殿、正大光明、勤政殿皆糜有孑遗，即澄怀之近光楼亦为灰烬矣，时事如斯，真堪一恸。[5]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翁氏父子于京内、京郊所共同见证且记录的大事件即晚清史上创痛深巨的“庚申国变”。较之二者，省思更深入骨髓者，反倒是赋闲湘中的郭嵩焘，甫闻此厄难，其反应亦是震惊：“时局艰危，重遭大丧，国事奈何！天下奈何！”[6]

然半月后，郭氏便专注于在日记中检讨致败缘由。首先，他认定“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更甚者，“夷人者，中国百年之患”。其次，国事这般不可收拾，“朝廷为议论所持，旁皇迷乱，莫知所措”[7]。

这二点，确属卓见。奈何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首次尝试“洋务新政”正是经历此等惨烈局面后的“不得不为”与“痛定思痛”，人类总是健忘，一百六十五载后，对于旷古未有的“夷人之变”因何而惊天动地，晚清五十年的改革与政争又为何因之而绵绵不绝，个中三昧，仍须赘言。

本文摘自《晚晴困境——同治中兴的权利博弈与秩序重建》，王学斌著，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出品

“呜呼，二百年宗社，危于俄顷，初不意其如是之速！”

政治巨变，缘何来得如此迅烈？

就在联军入京不久，远在苏州木渎的士人赵烈文看到友人信函，其中就咸丰帝北狩一事评价曰：“呜呼，二百年宗社，危于俄顷，初不意其如是之速！”[8]一个“速”字，道尽了举国上下、朝野内外的猝不及防、惊愕不已甚或手足无措又无可奈何。

赵氏后来的幕主曾国藩亦正在江南平叛，当接到恭亲王奕䜣咨文，得知咸丰逃至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如此噩耗，不啻天崩地裂突降眼前，让经历过数度生死一线熬练的文正公顿觉崩溃，“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9]20天后，读完胡林翼寄来的函件，“知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伤痛之至，无可与语。”[10]仔细品味，这种“伤痛”似乎莫可名状，且至深至切。

毕竟赵、曾二人尚在千里之外，身处险境者之体验则更酷更烈。如时任礼部主事的刘毓楠写道：“初八日卯刻（9月22日），圣驾携后妃、诸王大臣、侍卫等官，仓皇赴木兰而去。闻驻驾热河，人心大恐。初九日，官眷商民人等，纷纷出城逃避，闻自彰仪门至保定，一路车马行人，拥挤不断。”[11]

皇帝北去，留下的是狼烟四起和哀鸿遍野。彼时全权负责夷务的恭亲王奕“登高瞭望”，双眼无助甚至绝望地瞅着“西北一带烟焰忽炽”到烟焰弥天，其奏报中更自称“痛哭无地自容”。咸丰用硃批着意表示“览奏曷胜愤怒”，然“愤怒”愈加放大了清廷的无力感。

这种无力感又真真切切地在京师蔓延，延烧累日的圆明园内外俱是“烟焰迷天，红光半壁”，而“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有用者载入夷营，不要者变为瓦砾，更被土匪搜劫一空。万间宫殿荡为墟矣。”“海淀之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内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顾愕眙”。士大夫们要么痛惜“至历代圣容皆为碎裂，尤不忍闻矣”；要么“国事至此，唯相对一哭”、甚或一夜间“须发皆白。”

贵族高官亦难于乱局中幸免。离乱烧掠间后宫“常嫔因惊溘逝”。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根据侵华英军司令霍普·格兰特记录：“10月10日，恒祺（留京从事和谈的大臣之一）恳求让他在巴夏礼的陪同下看看圆明园。我答应了，并派一个护卫队一同前往。巴夏礼说看到这个可怜虫真是难受得很。他坐在一个小湖边，双手拖着脑袋，突然大声哭了起来，说万事皆休，他也该死。但是他此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他的好友，圆明园总管。传闻他投湖自尽了，后来果真在一个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随后恒祺就回去了。”[12]

从失声痛哭到“万事皆休”，细揣恒祺所见所思，仿佛沉尸于偌大福海里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具具心如死灰般的清官，这活脱脱折射出以他为代表的清廷高官因无力回天而生无可恋的心境。

“盖夷务曲折，举京师无人能知其要领”

这一幅幅京师残局难收的片段背后，无不说明清廷治理水准之衰变。究其根源，仍是对西方的不了解及不愿了解。

早在该年6月，在致曾国藩的信函中，曾协助僧格林沁办理洋务的郭嵩焘便对眼下天津形势给出己见：“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为国有人乎！”一言以蔽之，当前困局的枢纽在于“战法”与“和法”皆无。具体而言，“何谓无战法？彼不求战，我何苦而战；何谓无和法？彼不受和，我何为而求和。”正所谓外交事务法无定法，端在相机施策，倘“国家与夷人相接，始终出一辙，所谓舍康庄而由荆棘者也。”[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