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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儒家民本思想——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
二、揭示明清之际民本言说背后的士绅立场
在近代中国,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化与思想是一个引起各派政治与文化力量持续关注的话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24]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儒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的学说,自从清代前期考据学兴起之后,就广受关注,对他们的不同评价,既体现出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又往往超出学术的范畴,与人们对世变的思考结合了起来。在晚清民初思想界,这几位大儒或是被诠释成带有革命性与现代性的思想先驱,或是成为西潮冲击下固守传统价值者所时常抬出的文化符号,或是被描绘成中国本土的民主思想先驱。特别是最后一点,几乎成为晚清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共识,其中的差别只在于用什么样具体的民主理论来套到顾、黄、王、颜身上。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由于认为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而变化,因此这种变化在思想文化上的体现就是顾炎武与黄宗羲等人的民本思想中具有朴素的民主主义因素。可以说,在民国学界,能否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与思想提出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关系到能否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建立真正的权威。
长期参与当时思想界与学术界各种论争的嵇文甫自然十分了解这一点,因此他撰写许多关于明清之际思想与学术的论著。不过与以上所列举的那些观点不同,嵇文甫根据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认识,对明清之际的民本思想进行了颇为详实的辨析。在撰写于1931年的《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一书中,他承认:“明末清初是中国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很紧张的时代,是经世致用思想极兴盛的时代。当时那班大师各本其对于中国社会中历史的认识,提出自己政治改革的方案。其审时度势,深思远览,所以为中国地主阶级定久安长治的大计者,实非一般浅智短见的陋儒所能想象得到”。[25]
顾炎武像
但关键在于,表彰这些先贤在中国思想史演进脉络中的杰出地位是一回事,认为其思想主张能够和现代民主理论接榫又是一回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诸篇,批判君主权力过于膨胀,强调君主之间的关系应以道义为准则,反对大臣对君主的“愚忠”,建议在制度设计中提高宰相的政治地位,使之成为官吏之长,让相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君权的制约,创建具有稳定性与实效性的律令体系,在地方上将以士人为主体的学校改造成议政机构,借此来伸张士绅阶层的权力。嵇文甫指出,这些主张固然颇有见地,但究其实,“近代民权政治的原则‘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梨洲都还说不到,只有‘民享’,总算慨乎其言之了。这种思想,我以为只可称为‘重民思想’,径称为‘民权思想’似乎还不大妥当”,因为其主张“总没有想到民众自己支配政权”。[26]
关于如何分析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7]这段话的引申之义就是,在研究思想史时,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前提下,不能毫无辨别的轻信各种思想与主张,而是要将其与言说者、宣传者的真实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结合起来,考察言说者与宣传者如何通过这些表面上带有普遍性意涵的思想与言说来表达自己真实的诉求,进而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辨析这些诉求体现着怎样的社会关系,象征着怎样的历史趋势。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嵇文甫在研究黄宗羲等人的民本思想时正是践行这样的方法论。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对于君主权力过于膨胀之危害有着极为辟透的分析,认为这不但容易导致政治体系紊乱,而且违背了古人重视“公”的政治伦理,因此他建议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抬高相权与地方士绅的权力。对此,嵇文甫指出,不能像晚清民初的不少人那样,将黄宗羲的这些主张视作是一种超出历史语境、具有普遍意义的“反抗君权”,而是应该注意到,“这种倾向表示什么意义呢?作这种主张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呢?我以为丞相是士大夫的领袖,丞相政治是一种士大夫政治,也就是一种变相的贵族政治,这正是当时地主阶级意识的表现”。[28]
他一针见血的指出: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梨洲的学校是士大夫集团,他是要以士大夫集团的力量监督政府的。士大夫是代表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由士大夫掌握的政治,终归是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政治……在这样的等级社会中,会有民权政治之可言吗?不管梨洲说得多么漂亮,他总是没有超越了士大夫统治的理想。丞相是士大夫,学校中所教养的也都是士大夫。他以为只要把政权公开给士大夫,不由君主及其左右近习恣意妄为,政治就清明了。这只可谓之绅权政治,而不可谓之民权政治。绅权政治是由贵族政治脱化而来,当时诸大师都抱此理想,而梨洲所言最带急进色彩,可算是当时绅权论的左翼。但是无论怎样左,也没有左到民权主义。[29]
不管士绅集团如何批判君主权力过于膨胀,但自宋代以来,士绅的经济基础主要建立在对土地的占有与对佃农的剥削之上。就此而言,士绅集团固然与皇权会有一定的冲突,但在支配土地、控制主要经济与文化资源、役使大多数民众这一点上,绅权与皇权的利益一致性远大于分歧。[30]因此,嵇文甫的这个观点,不但有助于全面把握明清之际民本思想的内涵,而且还有助于认识到近代借黄宗羲之名来宣传“民主政治”的一些本质属性。
前文谈到,梁启超回忆早年从事政治活动,经常借黄宗羲的论著来普及自己的政治主张。早在戊戌之前,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议会体制传入中国,不少中国士人觉得应效仿其法,以收“通上下之情”之效。关于议员资格,按照王尔敏的研究,时人“大致趋于上下院之制,而上院则以宗室勋戚及各部卿相为议员,构成贵介议院。下院则用下级官吏与练事之绅商为议员,取其老成硕德,才识卓异,以构成清流议院。”[31]戊戌变法期间,在湖南参与新政的梁启超,认为政治上的变革,当务之急应“复古议,采西法,重乡权”,践行类似于地方自治的举措。他认为当时中国一般民众严重缺乏政治能力,所以“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习以公事,然后举而措之裕如也。”而所谓“民之秀者”,非地方乡绅莫属。因此欲兴民权,先兴绅权,“绅权固当务之急矣。”[32]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宗羲的相关主张自然很容易让提倡改革的人士作为思想资源与宣传工具。“他(黄宗羲)主张加重宰相的职权,而造成一种虚君制;又主张以学校监督行政。这都是他的苦心孤诣,欲以济君主专制之穷。倘若他的理想竟能实现,或者会成一种绅权政治”。[33]“相权也罢,士权也罢,都只能算作绅权,而不能叫民权”。[34]由嵇文甫的这一观点出发,则更能看清从明清之际到晚清,中国的士绅阶层对于伸张自身权力之诉求的连续性,以及如何将这种诉求不断的学理化、普遍化,同时也可洞悉这样的诉求与名副其实的大众民主之间的根本性差别。
与之相似,在《日知录》的讨论历代制度变迁的部分,以及《生员论》、《郡县论》等文章中,顾炎武基于民本的立场,也提出了他自己对于政治问题的主张。他认为在广土众民的环境下,由中央派遣官吏治理地方,在行政上会带来诸多不便,由于官吏不熟悉本地情状,往往需要借助长期生活在地方,具有“地头蛇”色彩的胥吏的帮助,这就给了后者假借政治权力来欺压百姓、中饱私囊的机会。为了让民众不受彼辈的侵扰,顾炎武认为要在郡县体制下注入先秦时期的封建因素,即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地方官员世袭,这样由于他们与本地的兴衰命运与共,并且十分熟悉当地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因此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主动性来治理地方,不但能够庇护民众,而且还能组织力量,御寇自卫。顾炎武的这些设想,在晚清也被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士视为地方自治理论的先驱,借此来削减皇权对地方的支配。但嵇文甫通过征引顾炎武《裴村记》中所说的“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35]指出:
他(顾炎武)的意思只是要充实地方上的自卫力量……为防止“不虞之变”起见,只有采取封建遗意,使地方权力强大,足以自卫,即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正是当时地主阶级所需要的一种自救方策。但亭林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方策犹不止此。他不仅要加强地方官的权力,并且要加强豪家大姓的权力。他很明瞭当时政权是建筑在豪家大姓之上,他很明瞭豪家大姓是当时国家的柱石。[36]
因此,在分析顾炎武的政治思想时,不应忽视他所寄希望于改变政治现状的那个群体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历史流变中,豪族大姓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经济支配方式对于社会有何影响,这从历代儒者反复抨击“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的现象,以及反复强调“抑兼并”、“恤贫民”的呼声中,或从历代农民起义不断打出“均贫富”的口号中,或可窥见一二。远的不说,在顾炎武生活的时代,晚明官僚豪绅集团变本加厉的占有土地、压榨剥削农民,让许多自耕农变为地主阶级的佃户,就是导致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37]如果说民本思想在覆盖面上应尽可能的兼顾到更多的人,那么顾炎武的这些主张,反而使民本思想中“民”的范围大为缩减。
总之,嵇文甫强调,顾炎武“当创巨痛深之后,深感社会失去中坚组织的危险,故重守令,重氏族,皆所以救其弊。他最卓绝的地方,在认识社会势力,不仅注意政治的表面,而知道抓住其社会基础。此之谓‘识治本’,‘达治体’。为东方式老封建帝国的君主策治安者,大概没有比这再深切的了”。[38]这一观点,无疑有助于洞彻顾炎武政治思想的主要是为哪个社会力量呐喊的,而不会将一些对于现代政治的期许投射到古人的思想上面。
- 原标题: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儒家民本思想——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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