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锐】

在政治行为当中，参与政治活动的具体的人的能力之高低，对于是否能产生好的政治结果十分重要。固然，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里，必须要建立一套较为固定的、能满足各种政治基本需求的、有操作性的、大体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制度，但是绝不能产生一旦制度确立，政治活动便可一路顺遂之念。因为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中国古人论政之时非常重视为政者的品行与见识，这绝非古代先贤只知“人治”而不知所谓的“法治”，而是他们充分意识到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政治的良莠与参与政治的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故而反复提及、不断讨论。对于现代政治而言，这一方面体现在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是否熟悉这套制度的建立宗旨、基本运作逻辑、自我修复机制等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或她）是否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相关能力，比如知识积累、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程度、基本心理素质、基本道德品质、分析与判断能力、组织与沟通能力、执行能力等。如果在这些方面有所缺陷，那么不但不能使相应的制度体系有效运作起来，反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弊病，让政治体系陷于失调甚至停滞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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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谈“政治能力”过于玄远，具体的“政治能力”似可一论。对于近代以降的中国而言，除去因人而异的个人禀赋而言，所谓“政治能力”大体上包括以下三个要素：首先，对于中国与世界基本状况的认识。毋庸多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形势的变动息息相关，如何认识中国，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在此基础上思考何谓好的政治，这不仅是一个知识层面的问题，更关系到如何将这套知识具体运用到政治活动当中。其次，有效解决复杂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能力。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转型，产生大量新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甚至这种出“新”的频率越来越快，这就十分考验为政之人是否有能力在此世变之下有效处理这些状况。一旦恪守旧章，不知变化，其后果往往不甚理想。最后，是否具有对不同群体进行沟通的能力。近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大众”开始进入政治活动当中，政治制度必须有效吸纳。同时，只有获得了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人民”的认同，一个政治体才有能建立十分坚实的根基。这就要求为政之人具有较强的与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群体有效沟通，将各类信息、诉求、甚至情绪进行消化、处理、反馈的能力。

这些“政治能力”的培养大体而言有两种途径。一是借由学校教育以及学科培养，使相关人士掌握特定时期内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知识，然后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去进行各种政治实践。在现代社会，由于是否具备“专业化”已经成为评判各行各业从业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于是在政治领域遂也出现了对“专业化”的各种想象。在这一点上，晚清政治很有代表性。晚清中国读书人群趋日本学习“法政之学”，这背后凸显的就是清政府为了施行改革，把日本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作为主要模仿对象。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产生了大量日本各色法政学堂毕业之人，他们大多填充到清末民初的各级政府之中。清政府也聘请不少日本教师来到中国，任教于各类传授专门知识的学堂。当时不少的制度与法规也是有样学样，径直把日本的相关内容给复制过来。至于这些物什是否适合中国社会，是否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就不是多为年纪轻轻的法政学堂学子们所考虑的事情了。因为在他们眼里，日本属于“文明国”、“先进国”，就像当代中国的美国想象一样。

另一种培养“政治能力”的途径就是从实践出发，在实践中认识中国，认识世界，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把由实践而认识到的现象升华为理论，并且要敢于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接触，善于听取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毛泽东强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反对“言必称希腊”，强调要改造学风，熟悉中国的历史；主张经风雨，见世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断解决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各类问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展理论问题大辩论，干部参加劳动。凡此种种，都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了解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能够与老百姓进行沟通，在立场与价值观上和他们紧密相连。

《古田军号》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