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性与殖民地性格的历史残余

抗战胜利80周年，国民党人揪团赴日本弯腰献媚，面对大陆则个个高喊对等尊严；民进党人追随日本天皇说“终战”，追随国民党说辛亥双十是“国庆节”，还阻止抗战老兵赴陆参加阅兵式。抚今追昔，说起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真正该降旗致哀的对象难道不是“已经灭亡的中华民国”？毕竟，国民党抗战老兵曾经是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唯一证明。

自1949年以后，自中国人民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并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蒋介石领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残余势力戒严台湾，阻断台湾迎向反帝反封建的新时代，并以台湾延续半封建式的半殖民地──“中华民国”。说他封建，是因为蒋氏父死子继，台湾政治如古代朝廷世袭；说他殖民地，是因为台湾受制于美日新旧法西斯势力，沦为外力的反中马前卒。

蒋氏不讳言自己是中国人，只不过为了个人权力欲望，宁愿出卖主权给外人，也要在这小小的岛屿坐享帝王般的权力。

1950年6月，蒋介石秘密请求出卖“中华民国”政府与军队的指挥权给日本的麦帅总部，以换取指挥权不交给孙立人。[14]对内方面，蒋介石扩大戒严滥捕滥杀，包括对吴石将军案的直接干预。二十多年后，副官钱如标润滑蒋介石的肛门意外出岔，血流如注，蒋说：“把他给我关起来！”这个漂洋过海随侍老蒋多年的老钱，就因为没伺候好蒋介石的屁股而被关5年。[15]

蒋经国虽曾留学苏联，后来还是转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华民国”归队，并向反帝反封建的新中国时代再三说不。更糟的是，他在蒋介石没清理日本军国主义遗毒的岛屿上搞本土化，直接培育了一连串的皇民化接班人。在脱亚入欧到脱中入北的政治转轨上，台湾通过本土化、皇民化、民主化的现代封建染剂而沦为亲美媚日反中拒统的新殖民地，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认了。

借口“民主自由”不认同中国（人），恰恰说明“中华民国未亡人”的封建性与殖民地性格，后者是中华民族进步力量自晚清以来奋起斗争与解放的桎梏。

晚清割让台湾、丧权辱国，是列强殖民性与王朝封建性导致民族弱乱的结果。因此，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对日抗战、光复台湾、解放全国、抗美援朝、改革开放等反殖反封建运动，其主轴都是“从依附走向自主、从附庸走向主体”。

1927年，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事变。

但是，民族复兴运动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蒋介石在北伐中途清党独裁，1928年将辛亥双十节装置成民国国庆节，塑造革命唯一传人的党国体制，开启日后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国民党借“训政”强化威权统治，延续封建官僚体系；共产党则通过土地革命和群众动员，重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对日抗战时期更放大了等候历史裁决的路线分歧。国民党的战略核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渐演变为“以时间换取盟国胜利”，将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的胜利，而缺乏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战略反攻意志。战后如蒋介石那般依赖美援和日援，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历史解释权，束手就缚在“太平洋战争”叙事框架下的《台北和约》，只不过是惯性使然。

所有的卖国者都爱惜片面的既得利益，而不可能基于全民的生存发展，因为卖国交易无法换来全民的独立自主。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寄托在农村封建地主阶级，核心政治权力和金融工商利益则被四大家族等官僚资本世袭垄断，横征暴敛激起民怨，特权固化挤压民生，加上军阀、派系等因素进一步分裂国家整合的可能，造成党国与人民严重疏离的巨大鸿沟。

1945年台湾光复，上述依附性、世袭性、特权性、分裂性的国民党政权来接收台湾，正如他接收大陆各省沦陷区以后一样：民变纷乘。[16]这种局面，不但激起国民党内吴石那样的省外人物拷问自己的良知，更推挤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省内青年转向另一条抗战救国的路线。

省内未竟的第二条反帝反封建路线

郭琇琮、许强、吕赫若、吴思汉，这几个在当今台湾社会已然冷却的名字，分别是两位台大医师、一位文艺家和一位学霸。他们曾是“光复初期台湾四大才子”，其共同的人生路径是：抗日→加入中共→白色恐怖→死难于台北马场町或逃亡中客死。从民族解放到社会解放，他们的殒落，既是白色恐怖的创伤记忆，也是台湾与中国革命血脉相连的证词。

蓝博洲老师为吴思汉做传记报道说：“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1943年，吴思汉跳级考入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次年，他穿越朝鲜半岛再过鸭绿江，由东北而华北，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然后继续曲折南下，终于在1945年年中抵达重庆。

在日本殖民统治加上皇民化教育的环境下，大多数台湾青年只略闻蒋介石与国民党领导中国抗战，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共产党与延安，也不明白中国抗战有两个战场与两条路线。但他们都明白的是：作为民族解放的对日抗战，欲求台湾的光复，必先求大陆抗战胜利。直到亲历抗日战场后，他们才觉悟：这是一个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双重革命的大时代。

吴思汉、锺浩东、李友邦、林正亨、张志忠、林如堉等一众知名与不知名的台湾青年，都牺牲于这种抗战觉悟之下。台北人权博物馆（白色恐怖档案数据库）收录超过13,000笔政治案件资料，被处死（含枪决、狱中死亡）约3,000–4,000人，其中本省籍约85- 90%，外省籍约10-15%；被判刑监禁（含无期、有期徒刑）约10,000-12,000人，其中本省籍约70-75%，外省籍约25-30%。

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中华民国体制”下的台湾反共肃清，本省籍受难者总数约占8成。这种悬殊比数，竟成为“台独”政客见猎心喜的历史资本。

在美军围岛驻岛的环境里，全国反殖反封建的解放进程止步于台海。本省进步青年被肃清，外省来台工作者被断绝，封建性与殖民地性格残余的“中华民国”被代称为中国，白色恐怖被解释为中国人（外省人）压迫台湾人（本省人）。扭曲的族群创伤记忆，自此成为分离主义者反中拒统的心理背景。多年以后，抗战以来的两路之争、两党之争扭曲为族群之争，再扭曲为“两国”之争。

追本溯源，当今台独或独台政治想象的来由，是中国内战遗留与美国新殖民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集中表现在蒋介石1949年撤台以后反共戒严的“中华民国体制”。

只有从对日抗战时期的两条路线梳理下来，才能理解抗战的两个战场与双重领导权的客观存在，也才能理解台湾光复需要两个历史阶段的客观事实。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台湾光复的两个历史阶段

对于台湾，民国时期的历史贡献是在军事上与法理上光复台湾，贡献的主体是台海两岸人民。换句话说，中华民国光复台湾，是中华民族自晚清以来反帝反封建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然而相应于法西斯与殖民主义升级，以及中国内部两条路线之争的最终解决，台湾有待再次光复。台湾再光复的意义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新标志，这将包括军事文明、科技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经济与生活文明。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当前台湾的“西式选举民主”是殖民依附式现代化；大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自主现代化的实验成果。

整体来说，台湾政客常讲的“主权”和“民主”只能是选举语言，其高度还没超过1895年的“日本总督府”，那正是殖民依附式现代化的悲哀。自1949年惧日崇日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代表蒋介石撤台以来，总督府始终是号令全岛的政治中心。蒋介石死后50年来，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于汰换那面政治天花板。

台湾光复80年后，其政策选择与防卫布局完全被美国的战略架构和利益需求绑架，所谓“民主自由”的实质是美式意识形态输入体系的延伸，而不是自主政治的实践──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必然要访问美国，其就职演说必然先经美方审核，犹如民选的儿皇帝。

台湾光复80年后，产业链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科技分工体系，半导体等科技主权受制于跨国资本与外部市场，经济结构是殖民地式的“单一出口导向＋外资依赖”。社会上阶层固化，裙带政治与家族媒体势力盘根错节。知识与文化高度依附外部论述体系，对本土历史与中国整体文明的断裂性严重。

换句话说，台湾赖以拒统的“民主自由”形式上进步，实质上兼具封建依附性与殖民依附性，形成一种“半现代半封建、半自主半殖民”的矛盾结构。这种结构性缺陷长期耽误台湾人的正常发育，使台湾成为全国的智力洼地与道德洼地──毕竟大陆在反封建与反殖民的双重革命路线上已经迈入新时代。

改革开放后，大陆以国家力量引导市场，来防止资本取代贵族成为新的封建势力。这种现代化并非资本主义式的封建嬗变，而是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制度反封建化。同时，大陆避免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中成为附庸，并选择以“中国方案”回应现代化。比如“一带一路”，反映的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平等共生观，拒绝再被西方中心体系吸纳或规训。

这样看来，中国抗战以来的“两条路线”不仅是抗日与内战的并行，更是“两种文明路径”的交锋：一条延续封建与殖民依附，最终导向人民与国家对立或分离；一条突破封建与殖民束缚，最终形成人民主体的现代化国家。历史证明民国是民与国各行其是的阶段，而人民共和国是民与国共和的文明进程。

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台湾还处在第一条路线落后的残余的历史阶段，这就是台湾再光复的理由。

注释：

[1]施正锋《台湾意识的探索》，夏潮基金会编《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一九九九澳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市：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第75页。

[2]据前台大法学院长、东京大学法学博士许介鳞揭露，蒋介石负责修改波兹坦宣言后半段，暗含保留日本天皇制的伏笔，并将此情报传达给日皇裕仁，见许介鳞着《台独脉络记》，台北市：人间出版社，2019年7月初版，第56~58、69页。

[3]马振犊《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9月，第277-278页。

[4]龚选舞着《龚选舞回忆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2012年3月，第224-225页。

[5]比如日本驻蒙古陆军司令根本博（中文化名林保源），1949年8月任汤恩伯军事顾问，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同年10月指挥金门古宁头战役国军部队。日本陆军少将富田直亮（中文化名白鸿亮），1950年2月任中华民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后升为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前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任台湾行政部门顾问，参加2025年6月台北政经学院基金会主办的“台海防卫兵推”，扮演日本组角色，模拟美日同盟如何介入“台海有事”。

[6]比如汪荣祖、李敖。

[7]比如前李登辉旧属、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

[8]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初版，台北市：商业周刊出版，1995年4月，第792-793页。

[9]施正锋《台湾意识的探索》，夏潮基金会编《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一九九九澳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市：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第80-81页。

[10]许介鳞《台独脉络记》，台北市：人间出版社，2019年7月初版，第108-111页。

[11]“中华民国未亡人”原是李敖讽刺余英时的用语，这里借指继承蒋介石操弄“中华民国”以玩法弄权、谋取私利的政客、学者和媒体人，及其盲从无知、人云亦云的信众。

[12]陈仪深、许瑞浩《林满红女士访问记录》，地点：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时间：2024年4月8日、5月15日、6月3日。

[13]许介鳞《台独脉络记》，台北市：人间出版社，2019年7月初版，第103-104页。

[14]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初版，台北市：商业周刊出版，1995年4月，第854页。

[15]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初版，台北市：商业周刊出版，1995年4月，第858页。

[16]比如台湾的二二八事变。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