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惧日崇日时代的产物

“中华民国”不仅是在1970年代以后才被国际社会判死，更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下走向自我灭亡──民国继承晚清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体质，蒋介石与国民党又始终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维和做派来统治民国，这就是后者只能作为近现代中国文明转型过渡阶段的决定性因素。

到了对日抗战时期，蒋记国民政府指挥失能、贪污腐败、派系政治、民生困苦的病灶加速积累，且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进一步恶化──蒋介石自毁统治中国正当性的行为在于启用日军打内战，为此还包括纵放冈村宁次。

更令人非议的是，基于“反共”同好，蒋介石是同盟国领袖中鼎力支持日本“国体护持”（保留天皇体制）的人，[2]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根苗。

纵观蒋介石自1931年以后对待日皇与日本军阀的诸多政策、协定、宣言和做法，明显与中国人民对日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和成果背道而驰，这就是台湾当局与法西斯国家一道抵制今年九三阅兵的历史根源！

蒋介石本身是惧日崇日时代的产物。晚清败于甲午战争以后，一门心思向战胜国日本取经，1904年颁布的《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就明确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培养基地。后来清政府规定留日学生归国后直接授予军官衔，形成制度性人才输日管道，日方也乐于借此影响中国。

在辛亥革命前，较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有蒋百里、蔡锷、张孝准、阎锡山、孙传芳、何应钦等人。蒋介石也在那时留学日本，不过他是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东半殖民地战败国的学生向先进的战胜国取经，成为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客观背景，这种背景直接影响到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体系。保定军校前九期教官中，多数人拥有留日背景，蒋百里制定的《军事教育大纲》就以日本陆军大学的教育模式为参考蓝本。

这说明无论“保定系”还是“士官系”，都是当时中国军事教育日本化的现象。

1910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军校期间着和服与同学张群合影。

即便是联俄容共的黄埔军校早期，尽管在政治组织和政工体系方面吸纳苏共模式，可在军事技术方面仍不脱日本化的影响。比如高级军事教官有留日背景的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林振雄等人；以及早期使用的军训教材，很多直接翻译自日本陆军教材或沿用保定军校的日式教材。

如此一来，早期国民党军不仅在战术、炮兵、步兵操典方面深受日军体系的影响，甚至在“绝对效忠”与“牺牲精神”方面也不免武士道的浸染。但这种源自日本封建幕府的家臣思想，容易导致军官走向派系化，以及无谓牺牲的决战模式。

至于地方军阀如晋系、桂系、滇系的首领和高级军官，也多选择去日本军校镀金，来增强权力。尽管后来国军阵营有德系、美系的装备与顾问加入，但由于更早期的日本化国军已高升领导位阶，于是国军教育、作战和指挥体系就形成日系主导的倚外自重的各色拼装部队。当国军与侵华日军对阵时，在双方高层看来就成了“师友会”。

两个战场的组合与两种路线的消长

不同于半殖民地高层日本化的国军拼装部队，同时代的共军特色是结合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农民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实践。

中共领导层把苏联的军事组织与中国农村游击战的需求结合起来，既不同于苏联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红军，也不同于苏联工业条件下的阵地战模式；而是立基于中国农民的军队，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展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

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统分析了中日国力、战争阶段（防御、相持、反攻）和民众动员，形成完整的契合中国实际的战略体系‌。白崇禧将其总结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诀，史迪威也因此肯定共军有效的抗日战术。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称：蒋百里更早提出持久战。但后者依然是日本军事传统中的线式防御──通过构筑连续防线（如战壕、碉堡、铁丝网等）来阻滞敌军进攻，并依靠火力优势来消耗敌军，比如“三阳（洛阳、襄阳、衡阳）”决战思想即是。但以国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若照搬这种日式要塞化战法，只能是填充、耗损更多人命。

可悲的是，蒋介石打大型会战与反共内战就用这套日式战法，直到今天继承国民党反共的民进党，依然是搞全岛要塞化──即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是也。这种差异源于根本性质的不同：共军是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军队，国军是在日本军事理论下从军阀体系改造而来的产物，从而决定两者不同的作战模式与结果。

共军是人民军队，国军是建制军队，性质决定由国军担纲正面战场的大兵团正规作战，由共军充任敌后战场的小部队游击战。国军印证了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条件，共军诠释了中国“积小胜为大胜”的抗战成果，两者缺一不可。

然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工业化部队的侵略，中日大型会战是败多胜少，阵地节节后退，伤亡步步堆高。半封建、半殖民地建制军队的线式防御结构性弱点，比如派系、地缘忠诚、编制变动、人事制度缺陷、补给脆弱、统帅能力参差、稳定性问题等，在大规模、持久性、地域跨度大的战争环境中，就更容易显现与恶化。

与此相对，共军在敌后战场进行游击与不对称作战，在群众动员与根据地建设，在兵员补充和情报、渗透能力，以及在对敌牵制与消耗作用方面，无论是心理上、政治上以及战后正当性上，都赢得极大影响力。毕竟，建制先进的日军难以应对这种中国草根式的战法，而对国军却显得自信满满。

以抗战胜利前一年为例，冈村宁次、畑俊六等人敢于发动豫湘桂作战，就是不把国军布置出于己的线式防御看在眼里。在8个月内，日军拿下百余座大小城市，伤亡国军逾50万人，攻陷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土，相当于1个白俄罗斯，或者6个台湾省那么大。这种溃败甚至动摇了罗斯福对中国抗战的信心，间接影响雅尔达密约以牺牲中国权益来换取苏联参战。

然而，日方也暴露超过其占领能力的战线长度，共军使用“敌驻我扰”的战术发起反攻，从而扩大解放区与民兵规模。换句话说，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辩证组成对日抗战的中国战场。

但是，豫湘桂正面战场的溃败与敌后战场的反攻也形成一种对比，反映的是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差异──倚赖外援的阵地战被动防御，对比群众路线的主动游击。1943年冬以后，随着欧洲战局日趋明朗化，蒋介石自淞沪抗战以来倚赖英美外力打败日本的想法就更加失控，进而呼吁美方“欧亚平分论”，成为豫湘桂国军大溃败在战略思想上的原因。[3]

反观共军方面，可借用1944年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报告来一言以蔽之：“The Communists are the only truly unified, disciplined, and popular political force in China.”（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有组织、有纪律、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力量。）蒋介石虽然在日记（1944年11月）中写道：“美军延安视察团所见者，仅共方作戏，未察其真。”酸味很呛，但反而佐证该报告的影响力。

《蒋介石日记》原稿

如此一来，国共路线差异由于双方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对日抗战中不断放大，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路线对决和历史裁决。

以典型的蒋介石中央军嫡系汤恩伯为例。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一开打，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汤恩伯溃退出逃，竟被“宁受敌寇烧杀，不愿汤军驻扎”的豫西民众截击缴械。抗战胜利后，汤恩伯积极包庇在豫中会战一举击溃他的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使后者逍遥法外。内战失败后，汤恩伯出卖恩师兼老丈人陈仪，以图蒋介石垂爱，最终却以妻离子散、病故日本收场。

曾任南京《中央日报》战地记者的龚选舞通过一位苏北老同学之言，回忆国府垮台前夕：国军为求作战方便不惜拆毁民居、拉夫征粮，甚至放火烧了妨碍其视界的整条街巷；而共军却是不入民居、有借必还，殷勤做到军民一家。龚选舞评说，国军统帅只知军事理论，成天计算彼此的武装和兵员，就是不曾算及民心！军队失去了民心，“这样的仗怎么能打？”[4]

国民党党报记者的喟叹，并非空话。1947年5月，国共两军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地区决战。战前发生一段马牧池村妇女们拆下门板，以身为桥墩，组成“人桥”帮助解放军跨过汶河、奔赴战场的故事。这种事就没发生在国军身上，美械第74整编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他的直属长官就是汤恩伯。

这样的仗怎么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