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自知“中华民国已经灭亡”

打不赢内战，国军统帅就借用日军、收编伪军来反共，这符合蒋介石“反共先于抗日”、“安内重于攘外”的思维与行为逻辑。从冈村宁次到富田直亮的“白团”，从国军到台军的日本军事顾问，已经不是秘密。[5]

为了平衡勾结日伪势力对国军抗战正当性的损害，同时缓解内战失败的合法性焦虑，国民党生成一个中共“七二一方针”（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1956年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1969年郭华伦的《中共史论》，以及1985年国民党编辑出版的《中共活动真相》等，都不断复制这个没有文献出处的故事。

白团最后的主要干部与蒋介石（中）合影。前排右二为化名白鸿亮的富田直亮。《中时电子报》

“七二一方针”的故事源自武汉会战后，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转向消极，却在反共表现上频刷存在感，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建构了所谓“李法卿供述‘七二一’的材料”，以便在抗战成绩的舆论上争取同情和支持。

国共路线之争从抗战打到内战，“七二一方针”的故事也被国民党转进台湾。通过反共戒严统治和民众的盲从心理，以及学术包装下的抗战史研究，“七二一”成为台湾民众对中共抗战的先验性认知和反共口头禅。克绍箕裘的马英九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就认真复诵中共“七二一方针”的故事来平衡他们被历史证明的失败路线。

仿佛中共不抗日，就可以合理化国民党搞“中华民国台湾化”，或者“两个中国”。那倒也反证中共若真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就无疑是中华民国的合法继承者。蒋介石阻止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战物资、启用日军伪军打内战的行径，反而强化中共抗日反殖、独立自主的正当形象。

中共抗战路线的实质，是在战略上建立敌后根据地、实现兵民结合，用减租减息、生产自救来支撑持久战的物质基础，再通过教育、组织和动员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在战术上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运动战，主动打击日军，而不是消极发展。换句话说，中共的发展是服务于抗战全域，通过统一战线凝聚力量，而不是割裂抗战与建设的辩证关系。

其实抗战作为全民族的历史资产，并不是单一政权继承全中国的法律或制度保证。蒋介石、汤恩伯、何应钦这些半封建时代出身半殖民地中华民国的旧式军人，并没有在文明层面上带领中国人民反殖去殖、为中华民族开创独立自主新天地的格局和胆识。正是国民党那种对美日新旧法西斯的妥协、屈服与勾结路线，才更突出中共以人民路线反帝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的价值。

国军对日抗战确实牺牲惨烈，海空军且无投降纪录。然而，抗战时期国府领导层日本化的惧日崇日现象，却是半殖民地国军部队投入反殖民战争的最大不幸，“曲线救国”的论调也是中华民国作为半殖民地的悲哀。典型的悲哀就是强调国军抗日伤亡365万人，大型会战22次，将领牺牲逾200多人云云。

这些数据虽能博取同情，却无法缓解逾50万建制部队和近百名国军将领降敌的难为情，整个民国抗战时期的附日伪军甚至比侵华日军还多！试看《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以及未公开或存在争议的密谈等，抗战期间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曾被学者做出不同解读，或说“汪蒋通敌一明一暗”，[6]或说“蒋以反共为名来掩护抗日为实”。[7]

无论如何，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军民以巨大牺牲换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台湾光复更得以摆脱殖民地处境。但是，在全国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性质来看，并未根本扭转殖民地化的命运。

蒋介石不要驻军日本，不要琉球，不要朝鲜，也不要中南半岛，只要反共内战和行宪当总统。为此他签订《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却沦为依附美国资本的新殖民地。

面对中国全境对美开放、美商特惠、美军驻扎、美国人治外法权……中共严正拒绝美蒋之间的新不平等条约。国共双方自北伐、尤其抗战以来的不同路线，至此只能以一决胜负的方式决定中华民族何去何从。

1949年10月以后，中共带领被蒋介石掏空资产的大陆人民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自1950年起，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剿匪平叛、金门炮战、平定西藏、抗美援越、威慑葡萄牙、教训印度、珍宝岛对抗苏联，新中国通过20年内外烽火的试炼，才被联合国正式追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代表性，国际社会才真正认同“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承受大陆黄金白银的台湾却沦为依附美国的新殖民地，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则是中国内战遗留的依附型买办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僭号“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本质是中国内战遗留与国际新旧法西斯势力合流的产物。1949年日军顾问团、1951年美军顾问团、1963年德军顾问团纷纷驻台，这些无不说明“中华民国”从二战反法西斯主体走向战后新法西斯附庸的命运。

正如《中方关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立场文件》明示， 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并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就是说，1945年签署《联合国宪章》时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与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所谓“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存在本质区别，后者已完全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无权继续在联合国代表中国。

从现代出问题，在历史找答案。美国新法西斯在九三反法西斯阅兵后挑起“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原因，就是统治台湾地区的所谓“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已然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对台主权。不仅1950年3月，非法“复职”的蒋介石亲口坦承“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早在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时，命名者章太炎就公开说过中华民国已经亡了。[8]

“中华民国未亡人”的认知模型

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格的蒋介石玩起“尸速列车”，强以台湾地区驾驭“已经灭亡的中华民国”，不惜从列强次殖民地升等为美国新殖民地。因此，现代意义的“台独”政治想象，同样是中国内战遗留与国际反共法西斯势力合流的产物，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与1952年的《台北和约》，就是历史文证。

正如“台湾民族建构论”学者施正锋所说，“反中”与台湾自身政治认同的真正来源，是由于两蒋提供全岛性的“中华民国体制”明显区隔于中国（大陆），到李登辉掌权时更无心与中共竞争中国的正统。[9]也就是说，在“台独”学者看来，台湾政治走向“台独化”的真正缘由，是蒋介石撤台后提供的“中华民国体制”使然，而不是一般人被误导的所谓李登辉如何如何。

既然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已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无权继续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因此也就无权处置已经归属中国的台湾地区，从而说明1952年的所谓《台北和约》，自始就非法且无效。可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林满红认为二战同盟国的战时宣言并不等同战后条约，后者如《台北和约》才能确认台湾归属“中华民国”。

在亲美反共拒统的法西斯势力框架下，林满红与岛内政界、学界、教育界的大多数人相同，都屈服于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差别在于林满红不但主张1952年的《台北和约》是前者的子法，更强调这对母子赋予“中华民国”国际地位与主权人格。这样的认知恰恰说明：“中华民国”从二战反法西斯主体走向战后新法西斯附庸的事实。

《旧金山和约》是服务于美国主导太平洋反共围堵链的产物，只不过借口“对日和约”罢了。其用意在改造日本成为美方的反共殖民地与反中前进所，排除中国人民对日抗战暨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和地位，并获得国际承认的一场忽悠仪式。其“前言”明示所谓战后对日和约的时间范围，是指“太平洋战争期间”（during the Pacific War）。

1951年9月8日，美国代表迪安·艾奇逊以国务卿身份签署《旧金山和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拒绝这种无视近代中日战争起自1931年的和约。然而，殖民地性格的蒋介石本着对外“要五毛给一块”的卖国情操，不但认同《旧金山和约》为母法，更在《台北和约》第四条明确孝敬为：“兹承认中国与日本国间在中华民国三十年即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

如此一来，在“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与日本国代表的和约下，中国对日抗战是从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对日宣战才开始算数，总计不到4年，比美国人还少一天。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血拼新法西斯侵略的时候，蒋介石驯从美日以冷战叙事来取代中国对日抗战的反法西斯史观。于是1941年12月以前，九一八、一二八、东北抗联、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七三一、淞沪抗战、平型关战役、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百团大战……全不作数了：中国抗战沦为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战争”的随从，包括1945年光复台湾。

前台大法学院院长许介鳞说，美日两国共谋的《旧金山和约》，使日本对同盟国的战争赔偿被技术性废止，台湾的战后归属被模糊化。但只要日本选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就一切都好说，于是有了1952年4月28日的日蒋《台北和约》。[10]

许多人说“两国论”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辉云云。其实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等人，个个对号入座“中华民国未亡人”，[11]既无意统，也不敢独，岂能是始作俑者？

虽说《台北和约》在1972年已被日方声明失效，但历史学者林满红说：“1952年的中日和约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国际法上取得台湾的完全主权……这个条约是将台澎交给已经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不是在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同时照顾到重视政府迁台的蓝营观点以及以台湾为主体的绿营观点。”[12]

鉴于林满红的观点与蒋介石的意图相契合，又能均霑岛内蓝绿选民，马英九就在2008年掌权后任命她为“国史馆”馆长，以强化“台湾-中华民国”论述。尽管马英九在口头上反对两岸“两国论”，但在行为上却经常配合不来。正如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多次写下“倭寇”，但在行为上却十足的惧日崇日，抗战胜利时如此，内战失败后更是如此。

日本人也投桃报李，为蒋介石建了“中正神社”与“以德报怨碑”。有“昭和怪物”之称的军国主义者矢次一夫曾说“台独是日本的分家”，并成为“日台一家亲”的牵线人：1957年6月，矢次一夫陪同甲级战犯兼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7月27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日本为联合国安理会候补的声明。1969年，照例连任“总统”的蒋介石还为矢次一夫颁授“中华民国一等奖章”。[13]

蒋介石拿“已经灭亡的中华民国”来勾结日本军国主义者，其后才有一帮哈日的孝子贤孙出台，李登辉固不在话下，马英九吹捧八田与一的口技也不遑多让。2022年，“满洲之妖”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继承被枪毙的命运，蔡英文以为“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而降“国旗”致哀，朱立伦没事找事也学舌降下“党旗”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