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讨论和结论

对G县的研究证实，农村教育移民的后果超出了已有陪读文献所探讨的范畴。教育移民源于城乡经济差距，并对农村社区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从表面上看，这一现象是由农村撤点并校政策引发的。而随后的县域城镇学校扩招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机会，去切断与农业和农村生活的联系，让子女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尽管其直接的目的是为农村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但教育移民的长期目标是使农村儿童脱离农业环境，并使成就最高的孩子从无产阶级跃入城市中产阶级。

从本质上讲，农村教育移民的最终指向与劳动力移民相同，即城市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小农经济仅能维持生存，因此小农阶层积极寻求加入城市劳动力群体的机会，教育移民正是这一农村社会长期趋势的延续。

然而，尽管最终指向相同，教育移民与劳动力移民在两个重要方面上是不同的。

首先，劳动力外迁发生在农村社区的各个阶层，而教育移民的主体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农村家庭，这在县城的教育移民中尤为显著。这些富裕家庭的储蓄主要来自农民工在大城市的务工收入。农民工的外流为教育移民提供了条件，让他们的孩子能够迁移到乡镇或小城市生活成长。

其次，教育移民和劳动力移民对于农村资金的影响是相反的。劳动力移民通过农民工寄回的汇款，为农村经济和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汇款的一部分用于留守家庭的农业生产投入，对农村经济有一定的促进。汇款的一小部分有时候用于乡村社区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支撑中国农村的不是“移民文化”而是“汇款文化”。

然而，教育移民将这些汇款从农村转向乡镇和县城，投入了城镇消费。本研究清楚地表明，仅样本中6所城镇学校的教育移民，每年就有超过7900万元的资金从农村流出。这些资金主要促进了县城消费，对县城的房地产市场至关重要，但却在消耗农村微薄的资金资源。

与此同时，尽管县城的飞速发展备受关注，但农业县的经济增长既没有可持续的产业支撑，也非源于县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而是依赖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和消费的增加而实现的。这两个经济增长点都与撤点并校下农村学生进城密切相关，事实上，这是通过教育改革变相将农民工的务工汇款吸入县域内城镇地区，以侵蚀农村经济资源为代价而实现的。

同样都是农民工子女，在大城市的学校受到排斥，在县域内却成为城镇化的推动力。

众所周知，在大城市，农民工的子女难以进入公立学校，而为这些农村儿童服务的农民工子弟校也经常因“学校条件不达标”而被关闭。教育政策赶走了成千上万的农村流动儿童，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大城市的负担。然而，在大都市中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却构成了乡村中的中上和中产阶层。

面临拆除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 图自新浪网

这些被大城市视为负担的孩子，在小城镇却被视为有益的资产，受到县内城镇学校的追逐。大城市的学校排斥农民工子弟，通过拒绝支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以维持廉价的劳动力。而小城镇的学校吸纳农民工子女，又让农民工的务工收入重新流入城市经济。因此，教育移民与劳动力移民相互作用，在不同等级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资源流动循环，加剧了农村的人力和资金短缺。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经济仍然是在剥夺农村社会的基础上而蓬勃发展的，并以越来越高效和彻底的方式掏空农村社会。

上述现象对农村发展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教育移民和劳动力移民都会导致劳动力流失，从而导致农业萎缩。劳动力移民把务农主要留给了老人和妇女。而近年来这两个群体也越来越多地因教育移民而离开农村和土地，导致村庄的土地抛荒加速、农业产量下降。人力和资金的大量外流让本已困难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归根结底，无论因工作原因还是教育原因，农村人口外流是由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极度焦虑、甚至绝望造成的。教育移民是农村儿童逃离农业的一条途径。这展示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家庭式农业经济的失败。农村去集体化导致村庄经济组织的削弱甚至近乎崩溃，乡村没有组织能力调动农村的人力物力以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地方经济。

设想，如果G县存在有力的农民组织，能够将分散的人力和资金进行集中，陪读所耗费的7900万元本可以用于修缮学校、招聘优秀教师、维护农田和建立农业加工业，从而创造就业机会，至少能将一部分劳动力和利润留在村内。然而，去集体化摧毁了这种集体行动所依赖的经济和组织基础。

面对零散的小农家庭，资本与市场渗透和控制农业生产几乎没有阻力。国际国内的农资企业控制了农业生产的上下游，包括种子、化肥、农药、产品定价、加工和销售。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使农民处于生产链的最底端，农业收入被挤压到仅仅维持生计的水平。

在没有任何集体缓冲的情况下，单个农村家庭被迫独自对抗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因此在农业中看不到未来。没有其他社会组织的保护，家庭便成为了最后的依靠，而向城市转移成为了农民家庭及其子女摆脱农业的最后出路。正如本研究所表明的，教育移民可能会改善某些个体农村家庭的状况，但最终会使农村社区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

四、问答环节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丹老师以详细的证据和深入的思考，为我们揭示了当前城镇化，尤其是县域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如何通过教育移民来发生的。同时，今天的讲座也将教育和乡村发展相联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当前乡村教育和乡村发展的问题，未来可能的出路又在哪里。

问题一：在陪读潮现象下，有很多耕地都抛荒不种了，那这些耕地大概有多少可以租出去？

王丹：如果要统计一共租出去多少亩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问卷中只能通过计算他们租出去的土地占家庭所有土地的比例来做一个估算。陪读家庭可以租出去的土地，大概占其家庭所有土地的23%。因为每个家庭的土地量是不同的，所以这个23%只是大概的一个平均数。

问题二：请问到县城陪读的家长也是靠打工获得收入吗？那为什么有些人靠打工可以进城陪读，有些人却只能进乡镇或者留守在农村？

王丹：教育移民其实是有争议的，也就是说移民家庭到底是不是为了孩子上学才迁徙到县城或乡镇去的。那我们是怎么定义教育移民的呢？就是看他的目的。比如说农民工打工也有带孩子的，但他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打工，而不是为了孩子教育才迁到城里去的。然而对于县域的陪读移民，因为大人是跟着孩子上学进城的，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城里找工作，而是为了孩子教育，所以我们称之为教育移民。

那教育移民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什么呢？——靠打工收入。在我们访谈的83位农村陪读家长中，有52位是全职家庭主妇，其中25个在县城陪读，27个在乡镇陪读。也就是说，很多陪读家长是不工作的，或者只是做些兼职，比如在县城做家政工或者开淘宝店。

这意味着陪读费用并不能仅靠陪读家长在县城找一份工作来支持，而是要靠父亲，甚至父母两个人的打工收入。所以在我们的问卷和访谈中，有53%的家庭都是祖父母陪读，父母两个人都在外打工，他们的打工收入在整个家庭的收入中占据了最主要地位。

打工为什么会造成农村家庭的分层呢？很显然，在城市里面打工，首先大家的工作和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其次一个家庭的打工人数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父亲一个人打工，有的是父母两个人打工；还有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比如家里有没有病人等等，这些差异都会造成农村家庭的分层。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家庭靠打工可以支持孩子去县城陪读，而另一些家庭同样靠打工却只能勉强支持孩子去乡镇陪读。

正在做工的陪读家长 图自新浪

问题三：中部某些县域正在建设教育园区，所以陪读群体更加聚焦于县城，导致乡镇和村庄的一些学校呈现出教育设施越来越好，但学生又越来越少的现象。这是不是意味着改善农村的教育资源并不是解决农村教育困境的有效办法？那么农村教育困境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去改善？

王丹：这是个好问题，也非常大。是的，现在的很多现象就是这么吊诡或者说充满悖论。一方面，在过去的20年，农村教育资源实际上得到了很大改善，比如说学校的学生均经费从2000年到2019年大概翻了十几倍；教师工资也基本上翻了一番；很多学校的教学楼、多媒体、互联网等设施和资源在普及六年和九年义务教育时期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另一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农村学校的学生留不住，老师也留不住，投了越来越多的钱，学生和老师却越来越少。所以说资源投入确实不是解决农村教育困境的有效办法。但也不是说农村学校可以不要资源了，农村的教育资源还需要继续投入。只是我们认为这种资源投入，没有解决农村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需要思考的事，农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说白了就是为了向城市靠拢。很多人认为好的教育就是考出高分数，能够进入城市重点中学，考进城市名牌大学，最后留在城市找到一份好工作。这样的一个教育，本身就是以离开农村、离开农业为目的的，所以建立在这个目的基础之上的农村教育制度，投入的钱越多，都只会更加促进农村孩子向城市的转移，而不是留在本地。

当我们发现资源分配并不能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反省我们诊断问题的方向是不是出了偏差。农村教育问题不仅仅是资源分配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教育的根本目的出了问题：它是一个不断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所谓城市高精尖劳动力市场培养人才的教育体制，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并不在它所关心的范围之内。这样的教育目的怎么可能改善农村教育的困境呢？它本身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所以我觉得改善农村教育困境，首先要有一个观念上的方向性扭转；其次要有一些政策性支持，可以让农村教育真正服务于农村。例如，首先从国家政策层面能够通过一些激励机制，促使城市青年人流向农村，或者农村青年人留在农村。

荷泉小学是一个有54年历史的乡村小学，目前只剩下十几名学生 图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