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确立“贸易立国”战略后，致力于通过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并推动产业结构从由棉纺织品主导的轻工业，转向以钢铁主导的重工业。上世纪70年代，面对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日本产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的汽车、电子等领域转型升级。这个时期以省油、耐用著称的日本小型车迅速赢得国际市场。此外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前，日元兑美元汇率长期高于200:1（即1美元可兑换的日元长期高于200日元），日元汇率低估也直接提升了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二战后德国则持续以高端制造与高质量产品为国际市场的竞争核心，它的出口结构里，高精度的资本品如精密机床、医疗设备、化工成套设备等占据主导地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特别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为德国工业品提供了稳定且庞大的区域市场，德国出口份额持续上升。1990年两德统一带来的内部市场短期激增，更是将德国的出口份额推升到历史峰值。

但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和德国的出口份额触及历史峰值后，均持续回落。2024年，日本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仅有2.9%，较高点降低了7.0个百分点；德国出口份额为6.9%，较高点也下滑了5.2个百分点。虽然和德国相比，日本出口份额下滑速度更快、幅度更大，但它们出口份额持续下滑的趋势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日本和德国的出口份额触顶后持续下滑，有以下三个共性原因。

一是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

经济发展通常会带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这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原材料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它在倒逼产业加快升级的同时，也会加速中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迁移。

实现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有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种方式，一般来说国际贸易多发生在产业转移初期，中后期则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企业在国外投资、建厂，使得原本计入本国的出口额变成国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导致本国的出口份额回落。

德国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是德国企业为维持竞争力而主动开展“近岸外包”，利用中欧和东欧地区的高素质、低成本劳动力来优化生产布局。

而日本企业“出海”则是面对《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和“自愿出口限制”等贸易摩擦的不得已为之，这种被动的、大规模的外迁，与国内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形成了断层，最终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这也是为何日本出口份额在达到峰值后，比德国出口份额下滑更快和更久的原因之一。

二是原有竞争优势变成转型阻力。

长期主导全球出口的国家，往往会形成一套成熟高效的产业范式，但在面临颠覆性技术变革时，原有模式有可能变成认知与制度上的转型阻力，也就是所谓的“成功者诅咒”。

“加拉帕戈斯化”形容的就是，日本企业仅以本土需求为导向，一味追求技术细节优化，最终导致产品与国际需求脱轨的现象。比如日本功能手机深度绑定国内运营商封闭体系，开发红外线通信等特有功能，导致其产品无法兼容全球通用标准而惨遭淘汰。再比如日本车企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等技术上的早期领先，也导致其在全球汽车产业快速转向纯电路线时转型迟缓。

德国出口仰仗于“隐形冠军”企业集群，但这些企业长期依赖的、基于精密制造和深度专业化的传统优势，跟当前全球产业所需的数字化、低碳化转型及应对激烈成本竞争之间，出现了不匹配，导致竞争力被削弱，最终使得德国出口份额持续下降。

三是新兴经济体的挤压效应。

在全球贸易中，后发优势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通常会缩小与先发优势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对先行者实现追赶甚至替代。从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通常无法长期违背比较优势理论，仅靠规模优势很难持续垄断国际贸易的中低端制造市场。

二战后日本就曾作为后发优势国家，挤占美国的出口份额。随着中国出口从低端组装，向中高端制造（如机械、电子、新能源）跨越，日本和德国的传统出口优势领域，也不断被中国挤占。

在上述三个共性原因的基础上，日本出口份额下滑的比德国更快，和两个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不同有关。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美元兑日元汇率的年度均值，从1985年的1:238.3，变为1995年的94.2，10年时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1.53倍。日元强劲升值，直接削弱了日本的出口价格竞争力，迫使日企加速向海外转移产能。

德国出口份额受汇率波动的冲击，要小于日本。一方面是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升值幅度相对较小，从年度数据看，1985年到1990年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了82%，之后这两种货币的汇率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德国借助欧元这种区域性的统一货币，不仅消除了对欧洲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波动风险，而且由于欧元汇率是欧元区各国经济基本面的综合反映，对于德国这个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来说，这种结构性汇率低估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额外的价格竞争力。

通过对日本和德国出口份额见顶后持续回落的原因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中国出口还会有很强竞争力，出口订单份额还会进一步提高。

首先，笔者曾在20年前预言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在历史上经历过几次，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向中国转移后，可能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就不会再发生大规模转移了，也就是说，中国是全球制造业转移的终点站。这是因为中国具备全球制造业集聚而形成最大和最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特优势：规模庞大而勤奋的制造业工程师与工人、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为内卷的环境。

尽管中国企业正在推动产能向海外转移，但和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的是，现在处于逆全球化过程中，因此中国产业链外迁的速度可能要慢一些。另外和当时因日元汇率快速升值倒逼的产业外迁不同，中国企业出海更多是主动布局，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跃升，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部分低端制造业已转移到以越南为代表的东盟地区，这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

需要承认的是外部环境变化，尤其是2008年以来，确实加速了这一进程，促使一些对关税敏感的行业，比如家具、建材及消费电子组装环节加快调整布局。但是面对外部压力，中国产业政策已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塑造”。例如，中国电动汽车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在东南亚构建从生产到销售的本地化产业链，这并非简单的产能外迁，而是整合区域资源、主导新兴市场供应链的主动布局。

其次，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拥有规模优势与全产业链优势，加之政府对科技的极度重视，使得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在短期内，对中国出口造成有实质性影响的挤压。

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已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关键引领者之一，产业升级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为重要方向，短期内也不存在“竞争优势化为转型阻力”的担忧。

比如跟德国出口高端资本品类似，中国凭借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领域所建立的领先优势，短期会继续支撑中国的出口份额。

最后，中国在汇率政策上的自主度明显高于日、德两国。尽管未来人民币大概率会进一步升值，但这种升值更多是由市场主导，且升值节奏预计会偏温和。关于汇率的讨论，我们将在后文详细展开。

中长期视角看，需要持续推动国内产业升级，警惕出现类似日本的“产业空心化”现象。通过突破半导体、高端装备、工业软件等先进制造领域的核心技术，避免被卡脖子。培育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来系统性填补价值链空缺，最终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