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度官方对二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演变：从“战略性回避”到“民族主义重构”

印度在争取独立期间及独立后形成的复杂二战史观，直接影响其官方对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立场与政策。这种立场并非一成不变，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选择性承认与战略性回避的特征。直至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其二战史观被系统性重构为服务其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经济社会议程及大国战略的工具。

（一）印度国大党长期奉行选择性承认与战略性回避策略

在追求独立期间的印度领导人的认知中，日本的地位常高于德国，部分源于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被部分印度精英视为“亚洲榜样”。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当时的印度知识界和政界主流——尤其是国大党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是真实存在的，著名诗人泰戈尔强烈谴责日本侵华，亲自交给陈嘉庚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保证印度将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当时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也写了一封信，请陈嘉庚转达国大党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支持。[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民的抵抗，对争取独立的印度产生巨大鼓舞。宋庆龄、朱德致信尼赫鲁寻求支持，国大党随即组建和派遣以柯棣华为代表的援华医疗队来华。1939年尼赫鲁访华，旨在考察中国抗战经验以为印度独立运动寻找借鉴，并表达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彰显中印联合争取解放的意愿。蒋介石给予了高规格接待。

然而，甘地基于其严格的“非暴力”哲学，对中国武装抗战持保留态度。1940年戴季陶访印时，甘地甚至语出惊人：“中国可以拿出2亿人口，让日本人肆意屠杀，日本必定溃败。”[4]1942年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统帅身份访印，试图调解英印矛盾，争取印度参战。尼赫鲁态度积极，并希望中国支持印度独立，但蒋介石对甘地的消极回避态度深感失望。甘地虽然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同时也表明不妨碍英国援助中国，但对于蒋提议中印两国共同奋斗，以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却置而不答，把蒋介石晾在一边，自己纺起棉花来。[5]

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与甘地进行了会面，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印度人民给予了宝贵支持。1940年英国迫于日本压力关闭滇缅公路后，中国失去外援通道，1941年国民政府筹划修筑康印公路。1942年4月，中英签订《中印航空协定》，著名的“驼峰航线”开通，成为中国获取外援的“生命线”。同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部分部队撤入印度，在兰姆伽基地整训，为第二次入缅作战奠定基础。众多远征军烈士长眠于兰姆伽公墓。

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在二战及中国抗战问题上长期奉行一种选择性承认与战略性回避的策略。2016年1月，新德里世界图书博览会举办《东方主战场》发行仪式，印度GDB出版社社长高邮称该书“帮助印度读者了解中国抗战历史”，并承诺宣传柯棣华等援华医疗队事迹，促进印中友好。[6]但纪念柯棣华和中国抗战从未上升为两国国家级联合行动。对于中国使领馆到印度北阿坎德邦兰姆伽祭拜中国抗日远征军烈士公墓的事情，[7]印度媒体也有报导，但该公墓在印度一直能见度较低，中印之间缺乏官方互动，并且印度官方担心得罪台湾当局。

这种态度揭示了作为后殖民国家的印度历史叙事的复杂性：肯定中国战场贡献虽符合其主张的“多极化秩序观”，但印方更迫切需要解构殖民史观并服务当代大国诉求，确立自身在反殖民斗争中的地位与贡献。其知识界认识到中国战场贡献在西方叙事中被边缘化，但印度自身也深陷“200万印军参战却无话语权”的集体创伤中，过度附和中方叙事，可能冲淡印度自身的“历史诉求”。当然，从现实外交角度来说，发展对日、对台经济和战略关系是其重要国家利益。

（二）印度人民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史观重塑

近二十余年，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的强势崛起和印度人民党（BJP）长期执政，印度的二战史观发生了显著且刻意的重构。这一重构服务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议程与大国战略，其核心是神化钱德拉·鲍斯并系统编造一套符合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史观。

在印度人民党的莫迪政府推动下，鲍斯在印度民众心中的地位已超越甘地和尼赫鲁，成为最受崇敬的“独立英雄”。2014年后，莫迪政府大肆修改历史教科书，将鲍斯塑造为反殖民象征。莫迪2019年在德里红堡为鲍斯博物馆揭幕，2021年将其生日确定为国家“英勇之日”（Parakram Diwas），2022年又将其称为“伟大的独立英雄”并在印度门为其建立雕像。同时，将新德里印度门前的“国王大道”更名为“责任之路”（Kartavya Path），印度政府在更名仪式上表示，国王大道代表殖民时期国王的权力，是人民被奴役与压迫的象征。[8]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资料图

印度人民党（BJP）及其母体组织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二战史观有三大核心支柱：

1.反殖民斗争优先论：认为二战本质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垂死挣扎，是印度独立的必要之恶。印度参战是被迫的奴隶义务，但战争最终削弱英国，为独立创造契机。

2.实用主义合作论：BJP和RSS将鲍斯及其军队塑造为反殖民先锋，刻意模糊鲍斯与德日法西斯合作的性质，回避其接受纳粹资金、利用盟军战俘组建军队等细节，将合作纯粹定性为反殖民策略。印度电影《被遗忘的军队》就是对这一情况的反映。莫迪称赞鲍斯是“领导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对英国作战的标志性自由战士，对印度自由运动的贡献无与伦比，是勇气和毅力的化身”。[9]

3.印度中心论：莫迪政府将一切历史解读服务于当代印度全球大国诉求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身份建构。一方面，强调二战后“当战胜国开会制定随后的全球秩序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并未给予印度应有的认可。这一历史不公在过去75年里一直未得到纠正，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10]另一方面，采取选择性切割自身历史的手段：回避RSS及其领袖萨瓦卡尔在二战期间公开号召印度人参加英国陆海空三军、支持英国参战，并在印度东北部屠杀INA干部等等这些与其当前民族主义宣传相矛盾的历史。[11]

这套史观服务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逻辑，即反殖民斗争的道义性绝对高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基于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合作优先于意识形态认同。印度政府对中、美、日在二战中角色的评价，均紧密围绕这一逻辑展开。

首先，印度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最为复杂。

一方面，印度承认中国战场牵制日军70%以上兵力，肯定滇缅公路及“驼峰航线”的战略价值，赞扬印度援华医疗队体现“印中共同抗敌”。但另一方面，又企图对中国抗战做工具化解读，将中国抗战精神类比为印度武力抗英，服务于其“强硬路线优于甘地非暴力”的国内宣传。印度现政府对华二战贡献的承认，本质是为反殖民主义和贬低国大党服务的。

同时，印度又将中国视为历史话语权的竞争者。印方认为，世界必须认识到印度所做的贡献并纠正过去，“世界已经变了”，因此有必要“接受当代现实”。[12]印度担忧中方叙事削弱印度反殖民史观的“道德优势”及其二战叙事独特性，警惕中国借二战史提升亚洲领导力。[13]

其次，印度对日本采取模糊化日本道德责任、最大化日本战略价值的策略。

很多印度人认为，日本在印度独立中发挥了重要催化作用，因为日本在东南亚训练了35.3万名士兵，正是这些士兵阻止了欧洲对亚洲的重新殖民化。[14]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的70周年纪念日，印度议会以集体默哀一分钟的方式向日本表示公开同情。印度总理也在当天发布推特：“我向所有在广岛丧生的人致敬。爆炸事件提醒我们战争的恐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15]莫迪政府大力推动印日战略协作，借日“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推进“东进政策”，在安理会改革中相互支持，积极吸引日资。

最后，印度对美国持表面认可但深层怀疑的态度。

印度精英普遍认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击败日本的决定性角色，但对于印度做出的贡献和付出的牺牲常被西方叙事边缘化耿耿于怀。印度长期批评对广岛、长崎的核轰炸，认为使用原子弹是过度使用武力。印度质疑美国“亚洲解放者”叙事，批判美国宣传“解放亚洲”实为取代日本殖民体系，认为保留天皇制、未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是为延续西方霸权。莫迪政府虽在印太战略中联美制华，但RSS指责美国民主虚伪，[16]并高度警惕“印度历史记忆”被美西方国家操控。[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