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秦帝国》的意识形态批判

不可否认，《大秦帝国》自有其政治上的清醒。但是，也有让人担忧之处。当它强调“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颂扬“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老秦精神之时，似乎也将世界的丛林法则自然化了，和施米特一样，它将近代以来五百年的全球经验放大为了永恒冲突的历史。

大国崛起无非是世界霸主的改朝换代。在不改变既有世界规则的情况下，《大秦帝国》只是幻想以强力抢占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在意识形态上，它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体现了社会中下层的愿望。这种大国崛起的思维，起点上有其合理性，终点上却丧失了理想性和正义原则，因而面临着滑入极端右翼的危险。

在“文明中国”论的阵营中，坚持天下理想的儒家反倒更具革命性。诚然，儒家的“文明中国”论也不是不讲武力，但主要还是为文明（“王道”）护法，而某些法家则干脆把法术势本身当作了文明。空洞的法术势的形式可以注入各种内容，八十年代的新威权主义，不是试图利用强化国家力量推行市场化改革和新自由主义方案吗？

虽然《大秦帝国》也点缀了些情节以修饰秦国维护华夏正统的护法身份，比如，宁可面临叛军正面威胁咸阳，也要替华夏文明在西北防范戎狄，不肯回援关内。但总的说来，小说仍禀持了西方式的现代文明观。在这一点上，作者似乎仍残留着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印迹。

在孙皓晖的史论著作中（它们是直接阐释小说的配套读物），我们一再瞥见汤因比《历史研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著作的影子，不难嗅到逆向韦伯主义的寻根派气息。作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一种形式，《大秦帝国》将经济与军事所代表的国力做为国家的唯一追求目标，秦重耕战，尤似近代的重商主义，而吕不韦的商战与金融战显然是将近代经验投射到了古代。

自由主义者批评《大秦帝国》崇尚专制，孰不知“专制”在古代可是个好东西，是西方近代才有的先进事物。当然，批评专制的真实意思，是批判嬴政焚书坑儒，压制知识分子，施行愚民政策。关于这一点，章太炎的《秦献记》有过讨论，算是给大秦做了洗刷。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全是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秦的速亡，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说：“秦之失在政，不在于制”，这失政，既表现为苛政，也表现在对内取消社会空间。简而言之，秦的进步性，在于用郡县制实现的天下为公的理想，《封建论》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秦始皇没有把天下的土地分封子弟，而是立为郡县，由国家统一管理，故云“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秦始皇》中也表达过类似见解，郡县制打破贵族世袭，为士农工商公平参与政治提供了条件。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秦政的确出现了对社会公共性的压制，包括思想公共空间的取消与行政的专横。

自由主义的批评，显然指涉着新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教训，并非无的放矢。八十年代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社会公共空间和民间力量的激活与释放。

从历史上看，明末清初黄宗羲和顾炎武从儒学的立场上批判“家天下”，【9】语境和意义已完全不同于秦汉，恰恰相反，儒法的地位发生了倒转，彼时的郡县已不再代表天下之公，而蜕化为帝王的一家之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明末江南市绅对阉党及朝庭的反抗才具有了革命色彩。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才在反地方主义的同时，又保留了地方的某些自主性，加上民族区域自治的设计，体现了“寓封建于郡县”的思想。

应该说，孙皓晖并不否认这一点，有时他也强调文化多元的重要性，不过，主要针对的是儒家的独尊而言。总体来看，《大秦帝国》过于偏袒大秦，对这些方面完全忽视，批评它为暴秦翻案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

孙皓晖写作《大秦帝国》的抱负是宏大的，包括有效地回应当代全球危机，这也不奇怪，诉诸于文明论的作家和理论家自然会有这样的视野。在对《大秦帝国》做出更明晰和理论化的阐释性著作《中国文明正源新论》的第一编第三章“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中，孙皓晖对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危机进行了描述：

资本主义是人类的最大沼泽期，“作为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有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这一缺陷就是：在对待国家关系与民族关系的价值理念上，资本主义以动物界的丛林法则为根基，而不是以人类合理的竞争精神为根基。”“在资本主义生命的本质结构中，没有担负世界道义的基因。”“在文明的人性根基意义上，这是人类的恶欲文明。”于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这次文明沼泽期出现了。”但很不幸，社会主义“解体了”，“这一历史变异，给资本主义重新崛起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矛盾，整体困境。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但是，孙皓晖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是非常幼稚的，简而言之就是，放弃对立，有事好商量。我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外交辞令式的不真诚的应付，而且这个答案显然和《大秦帝国》事实上给出的答案是矛盾的，高歌猛进的大秦铁骑何曾有话好好说过呢？事实上，这个潦草的回答掩盖了他的隐晦结论，碍于“政治正确”的禁忌，他不便明言罢了。

本文原载于《小说评论》2018年2期“刘复生专栏：历史与形式”

注释

1、刘小枫：《略谈希罗多德的叙事笔法》，《国外文学》，2006年第2期。

2、关于“文明论”“文明中国论”的分析，见贺桂梅：《“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5期；刘复生：《“文明中国”论的图谱》，《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6期。

3、孙皓晖：《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世纪文景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第7页。

4、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国家开端》，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10月，第8页。

5、《祭秦论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大秦帝国》第6部《帝国烽烟》（下卷），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第451页。

6、苏力：《大国宪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2页。

7、孙皓晖：《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世纪文景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第2页。

8、见章太炎《訄书》的《序种姓》，《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9、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日知录》的《守令》等章。

10、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刘小枫《儒学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2月）。

11、巴迪欧：《特朗普当选象征着政治的消失》，澎湃新闻2016年11月14日。

12、见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

孙皓晖 著

中信出版社 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