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秦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诞生

文明论的中国论述普遍重申中西之别——当然不是在八十年代的意义上，而是以中国为本位，确立新的夷夏之辨，而新法家则主要强调民族利益和国家意志，以政治家的战略思维冷静地区分敌我。在我看来，这正是法学家出身的孙皓晖在这个时代决意投注十六年心血从事小说创作的真正动力。

孙皓晖在《大秦帝国》中一再称颂大秦的法制文明，或许从中我们仍不难发现八十年代“现代化”思想的遗留，在这个意义上，秦与近代国家倒是颇为相似，具有形式化的成文实在法，赏罚分明，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摆脱了儒家的刑不上大夫和伦理化的“春秋决狱”，虽太子犯法亦不免于罚处（劓太子傅公子虔，黥太子师公孙贾）。

睡虎地秦简（图/维基百科）

但是，如果读者们认为孙皓晖要把法制作为秦文明或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根本源泉，那就大错特错了，孙皓晖对形式化的法条主义根本没有兴趣——尽管他本人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很多地方仍流露出八十年代式的法制主义的思想尾巴（他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和张力）。

实际上，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决断！他感兴趣的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创立，是启动法律的力量，是最高的“例外”的权力。

饶有意味的是，《大秦帝国》六部十七卷，纵贯156年的跨度（自公元前362至公元前206年），涉及列国纷争，人物众多，头绪交织，即使重点人物也往往戏份有限，着墨也比较均衡。但格外突出的，第一部《裂变》的大部分基本上是以商鞅为绝对的主角，而且倾注了作者非同寻常的心力和偏爱，这一部分也是全书最具悲剧性的情感强度的华彩段落，这种比例失当，显然有违小说的结构匀称性要求，在美学上算作失误，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在小说中，没有另外的人物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如果说还有谁勉强在书写篇幅上可以和商鞅相比肩，那也只有嬴政了。

那么，商鞅与嬴政各据小说头尾，皆浓墨重彩，又有何深意呢？在我看来，这种明显反美学原则的设置恰恰正是孙皓晖所需要的小说形式，他是有意为之。在孙皓晖笔下，商鞅与嬴政决不是一般的艺术形象，而是真正的立法者和立国者。《大秦帝国》六部十七卷主要讲述的正是在原初的意义上创立国家的故事。

《大秦帝国》剧照

大秦帝国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说，原初意义上的国家的作用，在于对内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对外守卫集体安全。这其中的关键是，内外之别被建立起来，民众通过原始契约将权力委托给主权者，而这一虚拟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完全基于共同的命运感和共同体认同。而通过垄断的暴力，主权者才创生出维护共同体生存的法律。

它标志着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产生，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国家，只能用commonwealth来指称，它不是state和country，而是一个由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相同的情感血缘纽带和生活方式构成的文化政治共同体，它是世俗世界的神圣巨物，它是利维坦。在孙皓晖笔下，大秦帝国正是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也是孙皓晖所理解的“原生文明”的真正含义。“原生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自觉生存状态的第一生命载体。原生文明，是一个族群摆脱自发生存状态，进入到理性生存阶段的社会创造。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延续的第一根基。”【4】

这样一种共同命运感最终凝结为贯穿小说全篇的一句口号“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它是激励无数将士朝臣慷慨赴死的至高律令，也是每一个老秦人无法拒绝的神圣召唤。法律正是主权者和利维坦创立出来的，目标是为了维护作为commonwealth的共同体的存在与延续。

小说中，商鞅是为利维坦立法之人，他的变法标志着秦的真正诞生，故而孙皓晖说：“何谓秦文明？引起两千余年争论不休的秦文明，究竟是指商鞅变法之前的早秦文明，还是指商鞅变法之后的新秦文明？若指前者，落后无疑。”“人们所说的秦文明，一定是变法之后的战国秦文明与一统华夏后的帝国秦文明，而不是早秦文明。”【5】而嬴政则是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构架搭建起来的王者，是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国的建国者。汉承秦制，中华民族与文明由此确立。创制才是真正的建国，根据苏力的说法，英文的constitution（宪政），本意是一国的构成，即国家组建的方式和原则，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制度。【6】

如果说列国时代的秦国还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利维坦，只是结束了小共同体内部的自然状态的话，那么，统一后的秦帝国则把共同体扩大化，从而结束了“天下”的自然状态，或者说，为终结自然状态准备了条件，百代都行秦政法。

没有哪一个国不是从暴力中创立的，历史理性的完成要假秦的暴力来完成，但在重新确立中华文明共同体根基上，秦却是失败的，要由改良后的儒家提供新的文明理想，进行常规治理，所谓可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于是汉承秦制，法儒结合，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有所偏废，则会天下大乱。忘了秦汉的立国根基，走封建的回头路，则豪强坐大，生割据之乱；或不修武备，则灭于异族铁骑，衣冠尽毁。

当然，孙皓晖肯定不会同意我对儒家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华民族自汉尊儒术以来，全面阉割了民族的原生文明的强力，以致于才有近代以来的千年巨变，这当然值得商榷，后文再谈。在这里，孙皓晖所要面临的理论困难在于，秦帝国文明的实质性内容是什么，仅仅是原始生命的强力么（正如小说第五部命名《铁血文明》）？对此，书中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访谈被问到时作者也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不过，应该注意到的是，孙皓晖无意识之间其实触摸到了儒法之间的这种历史关系，故小说非常刻意将秦王政与吕不韦的矛盾处理成政治理念上的冲突，《吕氏春秋》所代表的和缓政策试图扭转商鞅时代的苛刑峻法，已经隐约开启了后世儒法结合的道路。但是，对于孙皓晖来说，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仍是，后世遗忘了暴力立国的艰难与必要，陷入纯儒家仁政或法条主义的庸人思维，如此将给共同体造成巨大的灾难。这正是汉宣帝教训“柔仁好儒”的太子（后来的元帝刘奭）时所揭示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班固《汉书•元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