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为军事管理的一部分，“城市文艺接管”往往公开、迅捷和直接，实际上，接管行动就像水面上的冰山，易于察觉的只是表面，其背后运行的则是整个系统，这一系统长期影响了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或者说，通过“接管”这一界面，能够发掘出某些深度塑造新中国文艺的关键点。

首先，党的领导和周密安排深度介入了文艺活动。上海文艺接管充分展示了来自解放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等主张，同时，国统区文艺战线又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巨大的战斗堡垒作用。后者的经验相当曲折复杂，如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的党组织对越剧的引导，使作为通俗文艺的越剧具有了革命意义。

越剧《祥林嫂》的剧本构思、演出动力乃至主创团队造访许广平，都离不开丁景唐、吴康、廖临等共产党人的协助。在上海文艺接管完成后，越剧就凭借对党的工作的配合而备受重视。复杂革命形势下文艺活动的组织实施的重要性受到广泛认可，这对共和国文艺的影响无疑是长期和深刻的。

其次，不可忽视的是“干部”在接管乃至整个中国文艺中的作用。在军事胜利的保障下，城市文艺接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干部的培训、调配、组织、运用，干部成为改造旧文艺、建构新文艺的重要环节，文艺干部也成为新中国与旧中国、现代文艺与当代文艺交接的全新枢纽，正如毛泽东所主张的：“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71]

文艺干部以不同的方式，在所有层面上深刻介入了旧的文艺生态，进而施加接收、管理和改造，从而建造新的文艺生态。在这一过程中，全面系统的“管理”是中国当代文艺的重要特点，因而围绕文艺干部的一系列操作就构成中国当代文艺的全新内容。而怎样培养适合需求的文艺干部和怎样利用文艺干部应对旧文艺及建设新文艺，在实际上构成了接管乃至接管之后最具概括力的文艺命题。文艺干部自身的底层逻辑、经权斟酌和管理方式更影响了未来文艺发展的整体取向。

最后，需要关注的是城市文艺接管中“军管”本身的客观存在。作为解放战争与和平建设的交接阶段，“军管”使军事行为延伸到文艺活动之中，在中国当代文艺的起点上，军事与文艺的密切性即已产生。文艺接管的负责人对自己的军人身份也高度认同，如于伶在前往丹阳前，自述在北京“脱下西装穿上军装，以‘书生戎马’脱胎换骨的庄严心情，重读了党中央的进军命令”[72]，夏衍则每次“填履历表时”，“就在‘何时入伍’这一栏上，填上‘1949年5月24日，在丹阳’”[73]。

可以说，对文艺接管而言，其“军事”成分始终是积极和有力的。虽然至1949年底，军管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协调和监督的机构，其办公室大部分没有办事人员，因为行政职能日益被新政府直接承担。到1951年，它的职能基本上减少到治安和卫戍事务方面，因为地方政府这时单独发布命令了”[74]。到1953年底，上海军管会基本完成历史使命，但“军管会”这一名称仍然长期保留，“挂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大门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于1987年撤除”[75]。也即是说，自接管发生以来，文艺受其影响至少在名义上一直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

在中国文艺由“现代”向“当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折中，上海的文艺接管显示出垂范和建制的意义。作为一种军事、行政和文化三重性质兼具的行动，也作为中国当代文艺史初肇的一部分，文艺接管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推动力，同时也使中国当代文艺打下了接管的烙印。

另外，上海文艺接管的基本目标，是平稳地将文艺界整合到上海和平解放的政治全局之中，因此更多地依赖于接管者的白区工作经验，一俟接管目标顺利实现，当代文艺的使命就转向了文艺制度、文艺经典乃至观众读者等方面的推陈出新，可以说，文艺接管是促使当代文艺发生诸多剧烈变动的一个关键转捩。

总之，历史地看，文艺接管显然能够在更底层的逻辑上展现新文艺制度建构的驱动力、结构、倾向和限度，能以切片的形式展现共和国文艺的整体性，可谓同时具有现场与远景的意义。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2] 《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3] 《中央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53页。

[4] 狄井芗：《忆济南特别市》，《城市接管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5] 《石家庄市入城工作经验的初步总结（初稿）》，石家庄市档案馆编：《石家庄解放》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6] 《中共石家庄市委关于接收工作的报告》，《石家庄解放》上，第301页。

[7] 参见《济南特别市军管会文教部接管工作初步总结（节录）》，中共济南市党委党史研究室、济南市档案馆编：《济南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27页；《接管工作总结——曾山关于接管济南经验的报告》，《济南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159—162页。

[8] 《接收沈阳的经验（1948年11月28日）》，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沈阳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9]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10] 陈荒煤：《回忆天津接管时期的文艺工作》，《城市接管亲历记》，第153页。

[11]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党内通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解放》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12] 刘宋斌：《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98—999页。

[13]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14] 刘厚生、张炼红：《“戏改”再反思：新中国的文化理想及其实践——“老戏改”刘厚生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

[15] 演剧队于1937年8月成立，由中共指导和组织，前身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出队”，其中第二队于1938年8月列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改名“抗敌演剧第二队”；1941年3月，改名“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九队”；1946年1月，改名“军委会政治部演剧第九队”，10月改隶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特种勤务署，简称“联勤总部演剧九队”。演剧九队于1938年8月建立党支部，作为中共领导的专业文艺团队达十二年之久。

[16] 吕复：《周总理对“演剧队”的亲切教诲》，北京师范大学编：《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五集，1978年内部出版物，第202页。

[17] 《演剧九队（原抗剧二队）大事记》，演剧九队队史编辑委员会编：《八千里路云和月：演剧九队回忆录》，1988年内部出版物，第440页。

[18][24]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革命文化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页，第442页。

[19] 许涤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总理在国统区的斗争》，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5页。

[20][50][51][52][53][57] 顾振辉：《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7页，第316页，第317页，第317页，第381页，第352页。

[21][49] 周恩来：《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页，第311页。

[22][66] 袁雪芬：《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袁雪芬自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第118页。

[23] 季洪：《“你们守住这个阵地”——昆仑影业公司》，陈播主编：《季洪电影经济文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33页。

[25] “总前委”于1948年11月16日成立，职能为“统一指挥淮海前线作战和领导战区支前工作与后勤保障工作”，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刘、陈、邓为常委，邓为书记（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页）。

[26] 《中央军委关于占领杭州、上海问题致总前委等电（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82—83页。

[27] 中国共产党丹阳市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群英会丹阳》，1989年内部出版物，第4—5页。

[28] 上海解放纪念馆：《细节决定成败：丹阳整训与接管上海》，《世纪》2024年第3期。

[29] 《枪炮声昨澈夜不绝 解放军今晨入市区》，《申报》1949年5月25日。

[30] 范征夫：《“南下”的回忆》，《人才开发》1999年第5期。

[31] 《饶漱石关于接管上海准备工作的情况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5月10日）》，方晓升主编：《接管上海》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32] 《中共中央关于接管上海的机构及干部配备复饶漱石、华东局电（1949年5月20日）》，《接管上海》上，第53页。

[33] 杨胜群、闫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7—808页。

[34][40][41][73] 夏衍：《懒寻旧梦录》，《夏衍全集》第15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页，第319页，第311页，第315页。

[35][37][42][72] 于伶：《四十年前随军进上海》，孔海珠编：《于伶研究专集》，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第174页，第175页，第169—170页。

[36][43][48][62] 《黄源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第219页，第221—222页，第224页。

[38][64] 孔海珠：《于伶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页，第371页。

[39] 吴中杰：《黄源：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页。

[44] 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45] 范征夫：《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8期。此处“青川”应为“青州”，南下干部纵队于1949年2月从山东青州出发南下。

[46] 《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一周接管工作综合报告（1949年6月4日）》，《接管上海》上，第434页。

[47] 参见《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第二、三周接管工作总结（1949年6月20日）》，《接管上海》上，第434—443页。

[54] 刘厚生：《熊老在上海解放前夕》，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研究小组编：《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55] 《接管“上海市立剧校”速写》，《青青电影》1949年第14期。

[56] 张承宗：《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本社编：《红旗飘飘》第18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248—249页。

[58]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1949年4月25日）》，《接管上海》上，第15页。

[59]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六月六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6月13日。

[60] 《天津接管时期组织机构干部名录表（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天津接管史录》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61] 卢时俊、高义龙主编：《上海越剧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63] 刘厚生：《漫谈上海戏剧艺术的推陈出新》，《上海戏剧》1962年第4、5期合刊。

[65] 袁雪芬：《难以忘却的往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中国地方戏剧改革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67] 章力挥、高义龙：《袁雪芬的艺术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

[68] 蒋中崎编著：《越剧文化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页。

[69] 王文娟、尹桂芳、吴小楼、范瑞娟、徐天红、徐玉兰、袁雪芬、陆锦花、戚雅仙、傅全香、张桂凤等上海全体越剧工作者：《控诉张匪春帆》，《亦报》1951年7月28日。

[70] 王文娟、尹桂芳、吴小楼、范瑞娟、徐天红、徐玉兰、袁雪芬、陆锦花、戚雅仙、傅全香、张桂凤等上海全体越剧工作者：《感谢政府替我们复仇》，《亦报》1951年7月29日。

[71]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7页。

[74]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谢亮生、杨品泉、黄沫、张书生、马晓光、胡志宏、思炜译，谢亮生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75] 《上海军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