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9年4—5月，上海解放近在眼前，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和北方赶来的大量干部却在距上海两百余公里的小城丹阳停留了二十多天，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集中培训。这一集训预先解决了接管上海的思想、组织、物资等诸多问题，既是顺利接管上海不可缺少的一步，也是中共成功实现“农村—城市”重心转移的重要一环。

“丹阳集训”的发生，首先是中共高度重视上海解放和接管的结果，1949年5月3日，中央军委曾致电总前委[25]，命令“上海在辰灰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辰灰”为5月10日），要“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廿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过去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26]。

于是，小城丹阳就成为了解放上海的筹备中心，从1949年4月24日至5月26日，丹阳“会聚了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6人、后（候）补委员2人，会聚了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和上海局等领导机关及主要领导干部，会聚了党、政、军、财、文各界精英，驻丹阳人数共有3万多人”[27]。

江苏丹阳总前委旧址

“丹阳集训”的对象是战士和干部，于前者是“指挥”意义上的，于后者则更多是“组织”意义上的；对战士的要求是遵守纪律，对干部的要求则是建立秩序。“一路打到丹阳的解放军战士们……不但不开拔前进还在丹阳一待就是20多天……一本本学习手册发到战士们手中，《入城守则和纪律》《约法八章》等不仅要逐条学习领会，还要全文背诵。”[28]

在这种严明的纪律教育加持下，解放军在上海入城的表现广受赞誉，《申报》1949年5月25日报导“人民解放军已于今晨进入上海市区”，“共军自衡山路一带，分队向东徐徐推进，纪律甚佳，秩序井然”，“上海精华之区能幸免战争之破坏”[29]。

对干部而言，“丹阳集训”除必要的学习之外，更包括接管上海的机构设计、人事安排、策略议定等，这就是最终汇总形成的《上海市军管会各接管委员会接收计划》（即“丹阳计划”）。也正是这些周密准备，推动了新中国文艺向着某种特定轨道行进，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未来新中国文艺的面貌。

关于上海文艺领域的接管，中央可谓高度关心。在饶漱石向中央的报告中，即提出由陈毅任主任的上海市军管会下辖财经、文化教育、军事三个委员会，其中财经、军事为“接管委员会”，而文教为“管理委员会”，“其他委员会都称‘接管’，只有文教委员会叫‘管理’，因文教不实行军管”[30]。

同时，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由陈毅兼任，财经、军事两会则无此情况[31]，中央的复电亦强调“文教接管委员会规模太大，应由陈毅兼主任”，并且“分担各部工作同时亦必须吸收一部分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接管”[32]。在1949年3月14日，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在致任弼时的信中特别提出，“关于上海工作，除请调干部外，其中如章汉夫、夏衍等，务请你注意到工作必需准其调往……夏衍在主持文化工作方面亦十分切合需要”[33]。

随后，中央调回在香港的夏衍。1949年5月5日至15日，夏衍在北京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分别接见并予以指示。5月23日，夏衍抵达丹阳，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由其实际负责，“领导班子是于伶、黄源、陆万美、钟敬之、向隅”[34]。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还“成立文艺处”，“属于管制委员会下面文教管理委员会的四个处之一，完成接管任务之后，担负起全上海的文学艺术建设的任务”[35]。

根据黄源的回忆，“于伶同钟敬之接管电影系统，我接管音乐、戏剧学校，文化机构”[36]。未来上海解放后的文艺接管架构，在丹阳即告完成。实际上，陆万美因“参加筹组全国文代会华东代表团，二三个月内来不了”[37]，后又于1950年底调职云南；向隅则一直在东北鲁艺工作，直至1949年10月才调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陆、向二人对上海文艺接管工作的作用相对有限，夏衍、于伶、黄源和钟敬之是更直接的责任人。

有学者指出：“在整个中国新旧政权交替之中，对于上海的安排明显带有特殊性。周恩来特地安排夏衍、于伶……负责上海文教工作，有着他的考虑。据说，周恩来交代夏衍的原话是：‘抗战前你在上海工作了十年，这之后一直在蒋管区，熟悉大后方情况，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到上海去主管文教工作。’”[38]夏衍抵达丹阳时已经是5月23日晚，而5月25日接管队伍已经进入上海。

也就是说，作为上海文艺接管的最高领导人，夏衍只接受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并没有完整地参加“丹阳集训”。在中央看来，夏衍的蒋管区经验应已覆盖了集训所提供的接管准备。而夏、于、黄、陆、钟、向六人的组合，显然有着组织上的严肃考虑。六人中除陆万美外，都有在上海学习或长期活动的经历，而陆万美曾经活跃于北平，系北平“左联”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六人皆有丰富的大城市工作经验。

同时，除陆万美为云南人、向隅为湖南人，其他四人皆出身江浙，与上海在地缘和文化方面极为接近。另外，夏、于始终从事白区工作，向、钟长期在延安工作，黄、陆则长期在华东解放区工作。也即是说，接管上海文艺工作的领导人架构为白区、延安、华东各占三分之一，由白区地下工作者负主责。在职务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夏衍在军管会时期，是文教委员会的副主任、文艺处处长，但不是党组书记；黄源是文艺处副处长，却是党组书记，而党组书记则是实际领导人”[39]。

1950年，华东军管会主要成员标准照——夏衍

于是，在这一架构下，由于出身和背景的区别，就出现了一种磨合的需要。如夏衍到上海后就回到家中探望亲人，却让公安局局长杨帆如临大敌，马上给他配备了警卫员和汽车，并告诫夏衍“这是必须遵守的制度，你没有参加丹阳的干部集训，可能不知道，你是‘文管会’副主任，是一个不小的目标”[40]。

而在对待接管任务的态度上，周恩来问夏衍：“中央决定派你到上海去主管文教工作，全国解放后，你有什么打算？”夏的回答是“我在大学学的是电工，还是让我回本行吧”[41]。又如任职前于伶曾对领导过他的文委书记孙冶方说：“请组织调换个人，让我当个副职吧！”[42]夏、于不约而同地“推脱”，显示出地下工作者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而微妙的心态，也流露出白区工作者、知识分子身份和城市接管工作之间的某种“失调”。

黄源在后来的回顾中，曾提及“接管时有一条原则，就是以解放区、根据地里出来的干部为主体”[43]，后来的研究者又有了更加精细的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选用干部时，常“尽可能选择本地干部来担任第一把手。前提是，这些干部必须是长期在外，经受过战争洗礼、土改整风等历次运动，已经熟悉中央各项政策者”[44]。

显然，为了接管的顺利实施，上海文艺接管在人事安排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经”“权”调整。

如果对比“丹阳集训”中不同系统的集训学习情况，又会发现一些差别。如“干部战士学习入城政策、纪律，早在1948年解放济南、徐州以后就开始了”，“财经干部队伍，在青川出发前，就开始学习入城政策、纪律，公安干部队伍在济南解放后也开始学习，军事部门的干部、战士学习时间可能更早，只有文教系统干部到丹阳后才开始学习”[45]。

这就说明，无论从基层培训实践还是从顶层管理设计来看，上海的文艺接管都先天具有独特性，这在中央看来是成功接管上海所必须的。

在接管城市前进行集中培训，是中共实现“农村—城市”战略重心转移的重要经验，“丹阳集训”即其集大成者。有关文艺方面的干部培训则独具特色，或者说，相对于其他方面的令行禁止，在文艺方面存在着人事配置、职责安排的微妙张力，也可以进一步发现，文艺干部在“接收管理”乃至日后的“管理改造”中占有关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