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丹】

发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城市文艺接管”，既意味着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艺转换突破临界状态，也是“农村—城市”文艺转换的关键性标志。“城市文艺接管”虽然常常是军事、政治行动的组成部分，但往往又是复杂机制和多重力量作用的共同结果。

在诸多城市的实践中，又以上海的文艺接管最为成熟也最具代表性，其伏脉千里的长期准备、周密组织的“丹阳集训”以及“接而管之”和“不接而管”相结合的灵活策略，都微观而多面地呈现了文艺制度的推陈出新。通过“接管”这一界面，可以看到某些全新的内容进一步深植于中国文艺之中，如在特定条件下的文艺斗争需要带有的秘密性、文艺干部作为关键要素对新中国文艺的深刻参与以及“接管”作为军事行动的组成部分对文艺的潜在影响。

解放上海，图为解放军向上海恒丰路桥北的残敌冲击

一

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而新中国“城市文艺”的合法性，也往往追溯至此。中共中央对城市工作的高度关注，则可进一步上溯到此前一年的《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正是这一文件首先指出，“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2]。

其后，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指出对城市工作经验不予总结是“极端恶劣的习惯”，要求解放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3]。

此后，随着济南、沈阳、天津、北平陆续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持续积累接管城市的经验，如对“关内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济南，就将其设为“特别市”，由中共华东局直接领导，作为试点以“积累和探索接管、治理城市的经验”[4]。在后续发展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新中国“城市文艺接管”的发展轨迹。

“城市文艺接管”存在着一个认识逐步深入、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如被视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的1947年石家庄解放，其工作总结指出，“解放石（家）庄之战，十一月十二日全部结束，领导机关及主要干部于仓促中相继入城，至十七日始成立‘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正式进行接收工作”[5]，下设“铁路、工业、财经、银行、军械、电讯、文化、交通、运输、卫生、通讯等组”[6]，虽然设有文化组，但其所做的工作在经验总结中基本没有提及，显然未受重视。

其后济南解放，济南特别市军管会设有文教部，但无论是文教部本身关于接管城市的总结，还是军管会副主任曾山关于接管济南经验的报告，都只涉及学校方面的工作，对文艺则不着一字[7]。此后，接收沈阳的总结明确指出，“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8]。待天津解放时，天津“市军管会下设办公厅、接管部、文教部、市政接管处及塘大军管分会、天津市纠察队。

主要接管机构分财经、文教、市政三大部门”[9]，虽然“文教”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但“城市文艺接管”的资源配给仍然匮乏，时任军管会文教部文艺处处长的陈荒煤回忆，“文艺处工作人员较少，总共不到十来个人，深深感到缺乏经验”[10]。直至北平解放，“城市文艺接管”的局面才大为改观。

一方面，其准备工作周密严谨，接管人员首先在河北良乡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针对性集训，甚至在进北平前，工作布置就细致到了提出“对大、中、小学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不要不加分别地在没有必要时也都派军事代表”[11]的程度。

另一方面，接管后的组织建构更加完善，北平军管会设置了庞大的“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成员包括李伯钊、艾青、光未然、田汉等著名文艺家，“下设教育、文艺、文物、新闻出版四部”，“文艺部下设戏剧音乐处（包括戏剧组、音乐组）、电影处、艺术教育处（包括艺专组、社团组）”[12]，还成立了“北平市文艺工作委员会”，以在接管的同时开展新文艺的普及和旧文艺的改革。

“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的石家庄解放，图为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石门市（石家庄市）政府

从石家庄、济南到沈阳、天津、北平，可以看出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文艺接管”工作在观念、策略、组织等方面的逐步完善，也可以看出未来新中国的建设者对文艺本身的逐步重视。不过，从前期准备、实际成果和后续发展来看，“城市文艺接管”的集大成者仍是上海，正是布局经年的渊图远谋、正式接管前扎实稳健的“丹阳集训”和接管过程中对策略的灵活把握，最具代表性地彰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领导、治理、发展的整体逻辑。

上海的文艺接管始于1949年5月27日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止于9月3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陈毅宣布接管工作完成、管理建设阶段正式开始。在此期间，接收单位13个，包括电影单位9个、戏院4个。但实际上艺术类高等院校亦属文艺接管之列，如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和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即由军管会文艺处接管。

同时，虽然依照政策，各私立学校、文艺单位不在接管之列，但文艺处仍然深刻介入到这些单位中，实际上承担了“不接而管”的责任。另外，文艺接管是伏脉千里的长期运作，为时三个多月的接管行动只是冰山一角，解放战争阶段长期、复杂的地下工作和解放上海前的周密准备，亦应考虑其中。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文艺工作主要作为地下工作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并对日后的上海接管产生了直接影响。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迅速对上海的文化工作进行了安排：首先是建立舆论阵地，1945年8月28日，周恩来飞抵重庆参加和平谈判，甫至重庆即开始部署《新华日报》和《救亡日报》在上海的出版工作，并于9月先后派出徐迈进、刘尊棋、夏衍等驻沪，但《新华日报》始终未能出版，《救亡日报》改名为《建国日报》，仅出了12天就被封禁，后又出版了《联合晚报》并坚持至1947年5月底；

其次是布局戏剧战线，1946年4月，周恩来命于伶重组上海剧艺社，推出《升官图》《孔雀胆》，同一时期，地下党员刘厚生、洪荒进入上海观众演出公司，推出《结婚进行曲》《天国春秋》等；再次，周恩来还指示建立一个民营电影据点，于是阳翰生主持成立了联华影艺社，后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推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可见，当时正面的宣传斗争面临的困难很大，而以文艺创作为斗争武器则有更大的空间，故各文艺单位更加受到重视。

关于这些文艺单位的斗争策略，周恩来做出了明确指示。1946年10月，解放战争已经爆发，周恩来在沪接见于伶和刘厚生，对上海戏剧影视方面的工作做出了“分三线作战”的部署，即“以上海剧艺社为第一线，高举进步话剧运动的旗帜，只要环境允许，力争守住这块阵地，决不轻易放弃，但要随时做好撤退或隐蔽的打算。

第二线由观众演出公司和其它一些进步剧团组成。二线剧团不宜太‘红’，不能采用以前左翼剧团用过的名称，更不要排演政治色彩鲜明的戏，可适当选择一些历史题材或外国戏剧上演，目的是团结戏剧界人士，为他们创造艺术实践的机会，维持生活……如果第二线也难以立足，就把进步戏剧工作者分散到第三线，即电影界和地方戏剧团体”[13]。对于地方戏，袁雪芬的雪声剧团对鲁迅小说《祝福》的越剧改编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看了《凄凉辽宫月》，说知道有越剧，不知道有这么大的群众影响，应该重视地方戏，应该派人进去工作”[14]。

于是，刘厚生在1949年到雪声剧团担任剧务部负责人和导演，推出了《万里长城》《李师师》等剧，钱英郁、吴琛也被派到少壮剧团、玉兰剧团、丹桂剧团工作，田汉还专门为雪声剧团创作了《珊瑚引》。此外，周恩来还在1946年1月指示抗敌演剧宣传第九队[15]负责人吕复，要求他们“争取留大城市，配合民主运动，扩大社会影响，准备迎接解放”[16]。

194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九队地下党支部书记吕复去上海看望于伶同志，通过他接上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关系”，又获得周恩来指示，“在无锡的演剧九队在必要的时候应设法把他们调到上海来；在广大的人民当中容易得到掩护”[17]。至1948年10月初，吕复设法将九队调入上海。

1949年4月，上海地下党布置迎接上海解放的宣传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告的印刷所在地即为九队的秘密据点，并由九队成员负责投放文告。

从解放战争的全局发展来看，这些安排均是为未来上海解放和接管所做的准备工作。周恩来1946年11月19日离开上海，“离沪前，他花了不少时间对于上海的坚持、疏散、隐蔽工作都一一布置就绪”[18]，10月下旬，他邀请“留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朋友——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和马寅初等人，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的客厅里谈话”，说“看形势，三、五年之后回来，可能性很大；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19]。这也表明，周恩来对上海的解放和接管有着明确的预判和规划，文艺接管至少在人员安排方面已初具模样。

总体来说，维系地下工作者在文艺界的稳定存在，保障干部资源以待时局变化再图发展，是当时中共在上海文化工作的主要战略。虽然于伶、刘厚生等地下党人的活动都指向未来的“解放”与“接管”，但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又导致其行动高度收缩，以至于有进步学生回忆，“快解放那时地下党是隐蔽的”[20]。

在1948年秋最危险的时候，周恩来更是直接要求避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21]。因此，于伶等人一度接到指示避难香港，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等重要人物亦被转移。于伶甚至试图将袁雪芬也转移到香港，后者自述于伶“在香港又托人找我，要我离沪去港，我谢绝了。我的想法一直很单纯，我只是个演越剧的演员，离开越剧我有何作为”[22]。

1949年，袁雪芬（左二）与程砚秋、梅兰芳、周信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合影

袁雪芬与于伶对离沪去港一事的分歧，体现了上海文艺界人士与党组织亲疏关系的差异以及对党的策略、未来趋势的不同理解。

这种亲疏关系也体现于日后上海文艺接管的干部任用以及对进步人士的安排：在“分三线作战”部署中负责穿针引线，并且主持上海剧艺社的于伶担任了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深入观众演出公司和雪声剧团的刘厚生出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改处副处长；演剧九队队长兼地下党支部书记吕复先被安排为军管会文艺处戏音室副主任，后任华东文工二团团长；昆仑影业公司的“徐韬、张客同志等在上海军管会文艺处领导下组织接管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影产业，在这基础上筹建上海电影制片厂”，“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肯定昆仑影业公司是革命团体”[23]。

被周恩来明确要求“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24]的袁雪芬，则成为国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团长。

可以说，对上海的文艺接管，既始于解放战争时期高层的战略擘画，也基于一线工作者的长期耕耘，这些先期准备及其成功执行，几乎直接决定了接管工作的人事安排和发展趋向。由此，也能够清晰地看到严峻的革命形势与文艺工作的深度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