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岚】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做了这样的总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那么，落后国家又该如何启动并推进工业化进程，最终达成变富变强的目标？

自重商主义先驱、法王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部长科尔贝以来，这一带有巨大现实价值的问题，已经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思索与实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甚至有云：“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便再也无暇顾及其他问题”。

中国，是人类工业化历程的最新典范。

201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越美国，登顶全球第一，十年后的202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6倍，其中制造业产值是美国的1.7倍。

每一场震撼人心的工业化奇迹，都会催生出经济理论的回响，二战前以苏德为代表的“第一波”后发赶超，奠定了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初步研究范式与核心论题，二战后以日韩为代表的“第二波”东亚案例，则形成了出口导向和官产学协同等重要理论总结。

广东提倡深化工业互联网发展应用，扶持企业转型。图为工人在内地一家照明企业生产车间工作（图源：新华社）

而中国的工业化，以其超大规模、特殊环境与绵长后劲，足以被独立划分为后发赶超的“第三波”，为经济理论的刷新，提供了丰富材料。正如科学史研究者托马斯·库恩所言，一旦某类活动找到了一种致胜的模式，即一种实；现可预测、可累积的进步的方法，它就达到了“范式”的状态。中国后发赶超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同样在呼唤着对中国发展特有“范式”的刻画和诠释。

中国工业化的推进，汇聚了全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合力，涵盖财政金融、城乡结构、行政体制乃至外交战略等众多维度的中国工业化“大战略”（Grand Strategy），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本书所聚焦的，是作为大战略核心构成部分的技术进步“中战略”， 探究该维度下“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一核心问题的答案。

落后经济体的赶超进程，相当程度上等同于新技术知识的产生及其扩散过程，技术进步，构成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经济增长，从而可被，也应被视为一个经济体汲取先进知识、增厚其社会肌体中知识存量的结果。

熊彼特曾用“创造性破坏”一词，揭示了工业文明的这一演化动力，“启动并保持资本主义引擎运转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式、新市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一论断清晰体现出，工业化并非静态均衡下要素投入的简单累加，而是一个由科技创新驱动的动态过程，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及充分展开，有赖于一个与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科技发展战略驱动。

如果以工业化进程的绩效作为战略质量的衡量指标，显而易见，中国的技术进步战略极为优秀，而本书的主题，正是对此一发展战略的机理与演进加以解析。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鲁梅尔特，在其战略管理名作《好战略、坏战略》中，指出优秀的战略必须具备外部环境洞察、远大抱负、连贯性活动这三大要素，在本书涵盖的不同工业门类案例中，明显体现出优秀战略的上述基本特点。

在异彩纷呈的中国工业化微观案例中，中国核技术的发展过程，尤其值得重视与研究，除了核技术本身在科技与政治领域的特殊地位，其对于理解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更有着关键性意义。

两弹一星工程的“中国精神”

一方面，以掌握核武器为目标的两弹一星大科学工程，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诸多传统特征的源头。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民用核技术的迎头赶上，又集中体现了这一战略传统成型后，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大价值。

两弹一星工程的主要技术成果、大体时间进度及先进人物事迹，通过数十年来的宣传，已近乎于一种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大众“通识”，因而并非本节内容的重点，更令作者感兴趣的，则是历经时间沉淀，这一大科学工程在思维、观念、方法、文化等诸多内涵上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传统的形塑。

如果说官产学三位一体，是后发赶超“第二波”，即日韩科技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如日本通商产业省、韩国经济企划院等技术官僚主导的发展战略“总参谋部”，那么中国工业化的“第三波”，在早期科学与产业基础极度薄弱、与西方技术贸易也极为受限的情况下，则首先呈现出官产学共同体中“官”这一支柱的极大强化，强烈的赶超意志，直接来自于势能更高的政治层面，而非技术官僚们所处的行政层面。

1955年1月15日，专门研究发展原子能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做出了战略决断，领导人强调：“出兵朝鲜我想了三天，要不要搞原子弹我想了三年，结论是两句话，一，原子弹一定要搞；二，既然要搞，那就早搞。我们国家发现了铀矿，也训练了一些人，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好的战略，当然不只是设定一种抱负或愿景，更必须包含合理可行、连贯推进的行动方案。 为了贯彻战略决断，保障两弹一星大科学工程实施，出现了中央专委（专门委员会）这一计划管理的常设机构，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抓总，确保人财物等一切资源的集中。

两弹一星工程中形成的这种高层级、强力度、长期延续的战略意志，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首要特色，其影响与效能，至今未衰。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的核武开发尝试，是一个两弹一星工程的“完美”反面典型。

1965年8月，宋美龄开始了对美国长达14个月的访问，此次访问的重要内容，就是游说美方对大陆核工业基地进行外科手术打击，宋美龄甚至提出“借师助剿”，租借美方轰炸机，由国军飞行员驾驶，执行对大陆西北地区核设施的大规模空袭，以打消美方亲自下场的顾虑。

对这个疯狂的提议，即便以超级鹰派著称的国务卿腊斯克也表示了礼貌的回绝。

自恃“自由世界”中流砥柱的蒋介石当局，转而开始了自行开发核导的努力，美国对此曾一度持暧昧态度，比照南非、以色列等白人政权“自己人”的待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1975年9月，台湾中山研究院完成了原子弹理论模型设计，根据中情局评估，距离制造出实弹已经只有三四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