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是如何走上对日索赔这条路的？期间，日本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姜遗福：2002年左右，一些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到了2006年前后，我们和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先生接上了头，之后就逐步走上了对日索赔这条路。

到2006年大家组织起来时，我父亲作为受害者，整理了起诉材料，通过日方递交给日本法院，成功立了案。但2008年，我父亲因年迈多病去世了。之后，我就继承了这个案件。2015年一审宣判，我们不服，上诉；2017年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我们再上诉，2019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我们的上诉请求。

但是，一审、二审的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明了：日本当年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事实成立。也就是说，日本承认有这回事，那么轰炸造成的这些受害者的事实，按理说也应该承认，应该产生赔偿。可日本政府就是不赔偿，也不谢罪，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国家无答责”——就是说，战争中有故意伤害，也有无形的伤害，他们认为国家没有这个赔偿责任。实际上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战争的目的是打击对方的有生力量和军事力量，原则上不应该针对平民。可重庆大轰炸不是针对军事目标的精准打击，而是一场战略性大轰炸，是对重庆进行地毯式轰炸。

另外，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政府确实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要求，但这是国家层面的放弃。而民间受害者的赔偿，那是实实在在的个人伤害，应该另外算。日本政府拿国家放弃赔偿来拒绝民间索赔，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日本法庭对我们的判决，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从人道主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法律本应出于良知、彰显正义，可这个判决承认轰炸事实、承认加害行为，却既不谢罪也不赔偿，既缺良知也不正义。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斗争下去。

3月26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遗属姜遗福（左边的站立者）向日本政府代表发出质询。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供图

侯岩琳：从2006年3月第一次提诉，到2019年12月，这场跨国诉讼走完了全部程序，以不支持原告谢罪、赔偿的诉求结束了。来自重庆市、成都市、乐山市、自贡市、泸州市、松潘县共188名受害者成为了这场规模最大的跨国诉讼的原告。我母亲危昭平就是其中之一。

在与日本朋友交流沟通时，他们过去只知道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情况，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重庆大轰炸”，并且这是日本当年犯下的战争罪行。

多次赴日参加诉讼活动，与日本民间爱好和平人士交流很多。第一次赴日参加游行活动时，一位日本女士看见我泪流满面，抱着我一起痛哭。她说她为自己的前辈对我们犯下战争罪行感到耻辱，她向我表示支持我们的跨国诉讼。出庭以后，她一直陪在我们身边，并且一定要请去东京参加诉讼活动的成都车蓉母女俩、我和陈桂芳一起吃饭，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意。

用图画表现东京大轰炸的星野女士，在与我交流时说，原来不知道有“重庆大轰炸”，现在了解这段历史以后，愿意用自己的画笔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日本一些议员和知名人士，也托一濑律师给我们带来了书面材料，表示支持我们对日索赔诉讼。

提出诉讼的同时，中日双方的法律专家、历史学者、社会友好人士，进行了大量的档案查阅、整理、搜集工作。特别是日方空战战斗详报，本来收藏于日本战史部。为了诉讼的需要，日本法律专家克服了借阅手续繁琐、复制费用昂贵等困难，收集并运用了包括诸如日机投弹弹着点等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

观察者网：随着时间流逝，许多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过世了，这对于对日索赔议题有哪些具体影响？您认为这条路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具体目标？

姜遗福：现在我们这个原告团里，能够把当年的事情说清楚的，就只有陈桂芳和粟远奎两位老人，一位93岁，一位94岁。那时候他们在轰炸中受害时，虽然年纪很小，但亲眼看到过当时的惨状。还有几位现在87、88岁，但那时候年纪太小，虽然人在现场，其实对当时的场面没什么记忆，都是后来听家里的老人讲的，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慢慢地，重庆大轰炸这件事就要变成历史了。等这一代老年人走完了，就彻底成为历史了。

我父亲去世后，我继承了对日索赔的事情。这几年我一直在组织材料，了解了很多受害者的遭遇，经过非常惨烈。日本侵略者的非人道的行为，必须予以谢罪和赔偿。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对日索赔、要求日本政府认罪赔偿，最终目的并不是非要拿到多少钱，而是要制止战争再次发生，维护和平、反对战争。

战争的残酷性我们都知道，然而现在的国际形势下，战争依然随时可能发生。特别是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萌芽，高市早苗内阁紧跟美国，部署了很多对准中国的导弹，完全可能再次对中国发动战争，这是很可怕的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用我们有生的力量尽量制止战争。

钟传凤：日本至今仍然矢口否认侵华战争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的悲痛和苦难，对重庆大轰炸的事实认定和责任追究至今尚未进行。我父亲生前严正要求日本政府能像德国政府那样，对战争的受害者进行谢罪和赔偿。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在说，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一天。

父亲生前坚信，日本政府理应对重庆大轰炸时的受害者给予真诚的谢罪和赔偿，真正承担《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规定的战争赔偿责任。

不然，我们这些无辜遭受侵害者，对日本人的憎恨之情就不会得以消逝，并将一代代留存下去，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愿望只会是一纸空谈，根本就不会得以实现。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历史事实，唤起公平正义的良知，认真倾听战争受害者的心声。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国家民族，落后就要挨打。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已经将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然而，我们看到日本右翼势力仍然猖獗，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军国主义抬头，妄想继速危害世界，这是我们所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作为受害家庭的后代，我们坚持伸张正义的呼声，必将会一直继续下去！

3月26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遗属侯岩琳（右）与钟传凤（左）在东京向日本政府代表发出质询。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供图

侯岩琳：身边凡是知道我参加了这个跨国诉讼的朋友们经常关切地问我，结果怎么样啊？能够得到赔偿吗？在知道不能够得到赔偿的答复后，他们说，这不是白白花了钱，浪费了时间、精力和体力吗？

十四年的辛苦，两代人的付出，难道真的是一无所获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这场跨国诉讼的重要成果就是：日本各级法院用判决书等文字资料，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事实固定下来了。我们跨国诉讼的诉求中，既有承认事实，也有谢罪赔偿。法院确认了日本当年对重庆进行了无差别轰炸的事实，虽然没有支持我们要求谢罪、赔偿的诉求，但是用法律文件确认了这段历史。

跨国诉讼非常艰难，一路走来，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很多亲历者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就连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日本朋友也有人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仍然在坚持的亲历者们，都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甚至我们这些诉讼主体的继承人也都是老年人了。

但是这段历史的传承需要我们一直坚持下去，这也是这次我们来到日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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