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不少人夸赞廉洁的新加坡，也难逃宗教与金钱的勾连。2010年，亚洲最大“繁荣福音”教会之一，城市丰收教会爆出教会资金挪用案。创办人康希及五名高层被判挪用逾5000万新币教会资金，用于包装康希妻子何耀珊的歌手事业。经过漫长审理，六人最终于2015年被判处21个月至8年不等刑期。讽刺的是，何耀珊未被起诉，且在丈夫服刑期间继续担任教会领导职务，风光不减。

何耀珊与康希

尽管全球各地宗教腐败丑闻层出不穷，日本佛教似乎在外界眼中显得格外“低调”和“从容”。但这份沉默，并非出于道德克己，而是千年来被政治制度巧妙掩盖的经济逻辑。

自7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天皇政权借鉴中国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宗教制度，赋予奈良的“重要寺庙”广泛的自治权与免税特权，并允许其管理大片土地。奈良的东大寺等庙宇因其国家级地位，大量兼并土地，一跃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地主，逼得天皇不得不“出家”来缓和关系。搁中国，大概又要摊上次“灭佛”了。

至17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佛教更是被赋予户籍管理权，其势力再度迅速扩展至全国，通过掌控各地庙产、土地及人口登记，成为地方丧葬管理和宗教管控的关键枢纽，逐渐融入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借助神道教替代其部分宗教职权功能，并收回部分寺庙土地以图削弱其势力，但大部分寺庙仍以宗教法人身份保留了大量土地使用权和财产权，并继续享受税收减免。战后，在“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宪法保障下，这份经济权力反而得到了巩固。

大阪四天王寺法会现场

时至今日，日本寺庙的主要收入来源依旧是祖先牌位管理费和墓地销售。以大阪天王寺区的“供养”为例，寺方精明地依据牌位摆放的位置“分级定价”，越靠近佛像核心、越高层的“灵位”，价格自然水涨船高。若能安置在圣德太子身侧，更是寸土寸金，贵不可言。年限一到，若亲属未按时续费，牌位便会被毫不留情地移除，仿佛“佛缘已尽”。

确实也有些小寺庙的传人，其实已经成为普通人，只相当于兼了份宗教相关的差事。但国内某知名人士，凭自己有限的接触，就夸赞日本僧人的面相非常“平和”，实在是不把那些善于赚钱者放在眼里。

大阪四天王寺114代主持 泷藤尊淳

日本文化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日本全国登记在册的寺庙数量尚有7.2万座，其中超过70%的寺庙已由家族经营并长期持有，宗教职能日益“商业化”。一名接受采访的住持直言：“寺庙生存，靠信仰也要靠管理，佛光固然普照，但电费照样要缴。”

获得了经济权力，却失去了直接的政治参与空间。日本宗教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纠葛，在佛教与神道教式微之后，并未终结，而是自战后逐步转移至新兴宗教团体手中。

表面上，日本战后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然而在选举动员、基层运营与政策协商等领域，宗教组织始终与政治保持着高度协同，事实上已形成一种“政教合体”的运作机制。这一切，均借“宗教法人”之名，巧妙包装为“市民社会”的正常参与。

其中，替代神道教的“统一教”尤为典型，长期游走于法律与政治之间，既充当票仓，又扮演政治献金的中转通道，成为日本政治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黑金中介”。

据中国反邪教网介绍，“统一教”于1954年由韩国牧师文鲜明在首尔创立。1997年5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给吉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关于将“统一教”定性为邪教组织的批复》中认定“统一教”为邪教组织。

2022年7月，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刺杀安倍的嫌疑人山上彻也供认，他母亲受“统一教”洗脑，将几乎全部家当供奉教会，使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山上彻也说“对教会心存怨恨”，为报复而刺杀与该教关系密切的安倍。

山上彻也

自此，这场“黑金丑闻”终于浮出水面，原本遮掩在“信仰”外衣下的选票与金钱交易赤裸裸暴露在公众眼前。迫于舆论与民意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公开清算这条贯通“信仰—选票—金钱”的暗线。

据报道，自2022年起，日本文化厅已启动对宗教法人的资产结构与运营行为的全面调查，试图摸清宗教团体的财务网络与利益扩张路径。202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联合国税厅更进一步，出台新规，强化对宗教法人经营活动、土地交易与税务申报的监管，矛头直指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牟利”的常态化操作。

然而，“政教合体”作为在日本延续千年的制度性存在，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恐怕早已与地方政治、商业资本乃至政治家族深度捆绑。这张密布全国的“神圣利益网”，岂是靠几纸新规就能轻易撼动的？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宗教长期占据重要位置，早已深深嵌入许多社会中，对于部分人来说，也确实提供了其所需的精神支持。但盘根错节的内外关系与利益捆绑，让宗教很难实现自身的净化，需要外部的监督甚至直接干预和管理。全球的宗教腐败层出不穷，每起曝光都是一记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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