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民”

“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革命戏剧中表现为歌颂民众力量，倡导人民是革命实践的主体、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一切反动派都会被人民推翻，构建了人民主权的话语内涵。人民主权即一切站在人民立场上，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根本宗旨和价值取向在革命戏剧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民做主》《乡选运动小调》《我们的指挥部》《甄家庄战斗》《无敌民兵》《红布条》《张治国》《刘家父子》等革命戏剧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帮助农民实现解放翻身；实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减租减息；推动军民合作，推动生产发展；关注群众婚姻、疾病卫生等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

另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活动，极大地夯实了民主政权建设的基础。正如《乡选运动小调》里所唱的那样：“长江里后浪推前浪，人民大众有力量，各乡各村开大会，一齐来，出主张，真正民主选乡长。”革命戏剧内容中的“人民”话语，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作风。

在革命戏剧中，“人民”话语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也是对民主的崭新阐释，即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权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革命戏剧中，涉及到的保卫秋收、反抗阶级压迫、实施土地改革等戏剧内容，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生动写照。

《血泪仇》中王厚仁在国统区被欺压得无法生存，儿子被抓壮丁，后来因为儿子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家人通过劳动生产在边区过上了幸福生活。

《红布条》以抗属李阿婆与普通战士赵登奎的住宿矛盾为线索，讲述赵登奎在班长陈大明的带领下改善与民众沟通方式，帮助李阿婆打扫卫生、担水、砍柴，最终李阿婆认识到八路军是爱百姓的军队，主动为赵登奎等人提供住宿、保护其不被日本军队发现，展现了军民一家亲。

《保卫合作社》借普通农民齐洛耀之口讲述了晋察冀边区建立合作社帮助农民开展纺织生产，对抗日本专门掠夺粮食、棉花的开发公司，以此改善民众生活、保护民众利益的故事。革命戏剧有效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深化了民众的政治认同，进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建设。

（三）“阶级”

延安时期，“阶级”话语同样是一种重要的革命话语，但最初民众不能充分认识“阶级”的含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者，认为：“苦是人的命”，“穷人就是穷，那就是咱们的命穷”。革命戏剧突出强调了人民生活的苦难、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以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帮助民众意识到自己贫苦的根源是阶级压迫，而不是命定，只有推翻他们才能实现自身解放。

《阶级仇》展现了唐大人为代表的地主对佃农老王一家的残酷压迫。《抓壮丁》讲述了官绅地主让自己儿子免于被抓壮丁，却使农民姜国富变卖所有财产救唯一的儿子，结果姜国富的钱被地主骗走，儿子还是被抓作壮丁，最后疯癫的故事。在《血泪仇》里，国统区的郭主任、田保长不断摊派课税、抓壮丁，甚至炫耀：“县长、专员、主席、团长、旅长、师长，哪一个不发财？哪一个不是在老百姓身上弄钱？”将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的丑恶嘴脸刻画出来。《白毛女》讲述了地主黄世仁对贫苦农民杨白劳及其女儿喜儿的压迫，黄世仁逼死杨白劳、霸占喜儿，后喜儿逃脱到庙中，在暗无天日中变成“白毛女”的故事。随着一系列革命戏剧的传播，“阶级”话语也逐渐融入边区群众的认识中，参加革命、追求解放成为广大民众的政治诉求。

新版《白毛女》剧照

革命戏剧让民众深刻认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从而明白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革命戏剧中的许多内容揭露了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对穷苦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反映了国民党贪污腐败的恶行，真可谓：“修的房子归保长，生的儿子归老蒋”，“国民党入川，老百姓喊天”。普通农民的劳动成果被地主和官僚豪绅占用，自身长期处于赤贫状态，青年男性通常都被抓去当壮丁，而地主、官僚却能轻松逃避兵役，农民和地主、官僚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使农民产生强烈的不满。

戏剧中主人公的受苦经历也是大多数民众的遭遇，民众看后极容易产生共鸣，激发出反抗阶级压迫的团结力量。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目标就是反对压迫、剥削，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要教穷人都翻身”。“阶级”话语在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参加革命、实现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劳动”

发展生产是边区政府的重要任务，通过劳动发展生产是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吃苦耐劳是为革命！”“劳动”成为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是否接受并践行劳动光荣意识，往往被作为革命性的直观反映。各根据地也出现了大批鼓励劳动的剧目，如《兄妹开荒》《动员起来》《一朵红花》《刘二起家》《十二把镰刀》《张治国》《刘顺青》《二媳妇纺线》等，其内容都是鼓励民众热爱劳动、组织生产竞赛、发展生产、实现丰衣足食。

在革命戏剧里，劳动变成革命任务，发展生产成为一种政治导向。《十二把镰刀》中王二和王妻在打镰刀时唱道：“打镰刀为生产，生产少困难，军队人民齐生产，不愁吃来不愁穿。”《刘二起家》讲述了“二流子”刘二的转变：“多开荒，多种菜，多纺纱来多织布，咱们二人齐劳动，唉来么嗯哎来劳动，二流子也能变英雄。”一大批反映通过劳动过上好日子的剧目得到大力宣传。

剧中的主人公多是来自各个行业的劳动模范，有军人、农民、妇女、老人等，甚至还有的从二流子转变而来，强调了人人都能通过劳动成为模范、状元，而劳动能公平地满足人民追求幸福、权利的要求。革命戏剧中劳动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密切相连，积极劳动的民众都是光荣的、值得尊重的，崇尚劳动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劳动”成为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戏剧中还着重揭露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劳而获，诈骗和盘剥工农劳动成果的行径，借此传达出反抗剥削者、捍卫劳动成果的观念。《阶级仇》中佃农的儿子小栓子愤怒地喊出：“劳动是好的，劳动就会出来东西，地是劳动人开的，粮是劳动人种，房子是劳动人盖，布是劳动人织，天底下那一样不是劳动人干出来的！可是劳动人到头来什么都没有！”秧歌剧《小放牛》里唱道：“没有农人怎么也不能生，这个世界工农来造，工和农应该做主人。”“劳动”话语的构建和传播促使民众思考：劳动人民创造了财富，为什么却没有享受劳动成果，劳动成果凭什么被地主和官僚拿走？于是，民众反抗阶级压迫、捍卫劳动果实的积极性就被激发出来了，有力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革命戏剧中话语构建的方式

延安时期，革命戏剧以公开表演的方式吸引民众聚集起来，赋予剧中角色不同的政治形象，借助戏剧仪式的运作建立起人民的革命观念。革命戏剧通过政治仪式的手段在表演中运用生活化、情感化的表达，用戏剧角色塑造革命英雄，以鲜明的政治角色和充沛的革命情感来推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的构建和传播，让民众理解、认可革命话语。

（一）仪式化运作

在古代，戏剧最初是巫术仪式的一个环节。随着巫术逐渐地消亡，戏剧作为消遣娱乐方式在年节、婚丧嫁娶、宗教祭祀等重大活动中出现，演变为一种日常仪式。延安时期，戏剧与革命话语融合起来，由一系列有政治象征、文化传统的表演方式构成，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出现在民众生活里。公开的戏剧演出通过表演赋予角色不同形象，打造象征符号，传达特定的政治意识和观念。在革命戏剧中，原来的道具、扇面、标牌等被领袖画像、五角星等取代，演员手里的道具都是象征革命和生产的武器，在形式上与政治象征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