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则顺，弱则反

对于潜藏于地下的秘密宗教，王朝国家并非毫无办法，一旦被朝廷视作威胁，随之而来的就是雷霆手段。比如康熙五十六年，山东兰阳县有人传习白莲教，巡抚得到报告，迅速派兵围捕，抓获习教之人，完全不加审讯，甚至连姓名都不清楚，便立即杖毙，可谓严刑峻法。

秘密宗教潜藏于地下社会，于暗处活动，官府也不止在明面上搜捕镇压。热衷于秘密手段的雍正皇帝就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秘密治理之法，指示封疆大吏派人潜入秘密宗教团伙之中，借机一网打尽。李卫、田文镜等雍正朝的能臣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雍正王朝》中的田文镜

康熙、雍正年间，官方对秘密社会的控制效果颇为显著，甚至将其为己所用。比如流传东南一带的罗教，吸引了大量漕运水手，素为官府的大患。罗教以互帮互助、接济贫苦为号召，在运河和水运节点修建庵堂，供水手居住，同时作为传教聚点。

在康熙、雍正年间，罗教遭到了官方反复打击，特别是李卫的惩治下，运河沿线的罗教组织遭受重创。不过，雍正朝并没有对罗教赶尽杀绝，而是在剪除其主干力量后，有选择性地加以利用。罗教修建的庵堂被改造为官府视野下的地方公所，仍然供水手居住，但不再用于传播罗教，而是为官府的教化服务。

但到了乾隆时期，这种巧妙的利用就已经不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残酷镇压与极其严厉的惩处。比如乾隆十一年贵州、云南查处秘密宗教，乾隆皇帝特别交代要严加审讯，“按律正法，以昭国宪。不得任其避重就轻”。

乾隆十三年，军机处向省督抚发布上谕，要求地方大员对秘密宗教要时刻留心，决不能稍稍宽纵。乾隆帝特别指示地方官员放手惩处，称被杀之人“虽不免太多，然其死皆由自取，亦无足惜”。于是寸磔、摘心、凌迟、戮尸、枭首、斩决、杖毙等等严酷刑法皆被施加于参与“邪教”的人员，而且家族连坐，就连已经去世的也要掘开坟墓、挫骨扬灰。

然而，惩处手段愈发严酷，秘密宗教的发展规模与反抗活动却不减反增。乾隆年间北方有山东八卦教领袖王论率众起义，南方有卢茂、李少敏、赵明德等人发动的天地会起义，台湾更有规模浩大的林爽文起义。就连此前遭受重创的罗教也卷土重来，并在此后持续发展，延伸出了新的组织，大名鼎鼎的青帮就是其中之一。

清朝愈加治理，秘密宗教发展愈盛，形势反转的背后，是国家对基层控制力的减退。当国家力量强大时，自可以软硬兼施收拾秘密宗教，进而控制地方社会。当国力衰退、治理能力降低时，残酷的杀戮与恐吓，其实只是色厉内荏的挣扎。

尽管还笼罩在康乾盛世的辉煌中，但官府对基层的垂直控制力却在不断减弱。嘉庆元年，陕西、四川、湖广三省交界处爆发白莲教大起义，终于扯下了康乾盛世最后的遮羞布。

嘉庆以后，秘密宗教的发展更是无可遏制。嘉庆十八年河南、山东、直隶等地爆发天理教起义，二百多名天理教徒竟然攻入了皇宫，紫禁城隆宗门上至今还留着当年天理教徒射出的箭头。嘉庆皇帝深以为耻，称之为“汉唐宋明未有之变”。虽然嘉庆皇帝的罪己诏情真意切，但也未能改变局面。

遏制秘密宗教、消除基层隐患，归根结底需要的是强大政治权力，而日渐陌路的大清帝国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能量。也正是由于政治力量的持续颓靡，从秘密宗教到反动会道门，形形色色的地下组织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终于被彻底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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