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您最近的著作《世界应当害怕中国吗？》中，您区分了“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在美国重申传统同盟架构，而中国则自我定位为“稳定器”而非挑战者的背景下，中国在缺乏正式同盟网络的情况下，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力？

周波：大多数人会混淆这两个概念，仿佛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并不是。我的基本观点是：即便中国真想建立“势力范围”，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

理论上，最容易建立“势力范围”的地方当然是周边地区。但看看东北亚：日本当然不会听中国的话，朝鲜在无核化等问题上其实也不会真正听从中国。很多经常被描述为“中国后院”的东南亚国家本身就是南海声索国，还有好几个是美国盟友。你又怎么能理所当然地把那里视为自己的后院、自己的势力范围呢？

在南亚，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并不顺畅。也许在中亚，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对最少，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但那里又是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势力范围。正因如此，中国在该地区一直非常谨慎，像反恐这样的议题主要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来处理。所以，即便中国想要“势力范围”，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势力范围——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中国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是全球性的。如果你没有当“世界警察”的野心，就不需要划分势力范围；而一旦你想要扮演“世界警察”，就必须有势力范围，就需要建立同盟体系和盟友网络，而盟友并不好对付，他们就像猫一样，很难“驱赶”和管理。

我可以举个例子。到目前为止，解放军在海外的行动基本集中在三个领域：反海盗、灾害救援和维和行动。归纳起来，这些都属于“非战争军事行动”，其本质是人道主义行动。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政策选择。我们希望通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去帮助其他国家，让他们感到自己得到了支持。而这种人道主义行动通常不会引发争议。

你是以帮助者的身份前往，就像《圣经》中所说的“好撒马利亚人”，没有人会反对。但如果你动辄派兵，以各种借口进行杀戮，谁会记得这些血腥行为背后的借口呢？有时我会思考一个问题：美国也许是世界上聪明人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他们怎么会从越战到伊拉克战争再到阿富汗战争，一次又一次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连他们自己都在反思和批评这些战争。

问：那么，中国又应当如何在全球发挥影响力？

周波：方式有很多。一种方式是不刻意“推销”自己的影响力。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当初提出这一倡议，并不是为了刻意制造影响力，而是从互利共赢出发，主要聚焦经济合作项目。但即便只是聚焦经济项目，也可以产生非常可观的政治影响力。

另一种方式是在动荡地区进行斡旋与调解。在中东，中国曾成功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复关系，哪怕时间不长，这也是一种受到欢迎的影响力。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提出了“十二点和平倡议”，又与巴西共同提出政治解决方案。尽管俄罗斯对这些主张表示欢迎，但乌克兰兴趣不大。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在这样一场消耗战中，各方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哪一份和平方案真正奏效了呢？几乎没有。

但没有一场战争会永远持续下去。总会有某个时刻，中国有可能在停火或停战中发挥更大作用，或者与其他大国一起提供安全保障，乃至在冲突各方同意的情况下牵头派遣维和部队。

问：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全球治理机构的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

周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中国把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如果按人均财富来算，这无疑是事实。

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又把中国视为一个“超级大国”，或者“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尽管中国自己只称自己是“全球南方的自然一员”。看看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很少有其他国家能提出如此系统的全球性倡议，它们反映的是中国的世界观，这些倡议的规模和影响都非常大。

所以，我认为即便中国不愿自称“领导者”，很多国家已经事实性地把中国当作一种领导力量看待了。这就是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位置。

问：但中国是否正在为这种角色做准备呢？

周波：如果你指的是中国想成为另一个“世界警察”，那肯定不是中国的目标。中国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呢？

中国与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也不是一个带有强烈“传教”冲动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从个体修身做起，先教育自己、完善自己，然后走向社会、成就事业并造福他人，也就是所谓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的宗教文化有着根本差异。

但即便如此，你会看到，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的会费负担在不断上升。中国在联合国常规预算中的出资额与美国的差距已经不大，只有大约两个百分点。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在美国对联合国兴趣减弱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也许会希望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其他国家普遍更愿意由中国发挥更大牵头作用？

展望未来，从中国视角看，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解放军在实现这一愿景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一个多极世界未必会显得井然有序，因为多极化意味着全球治理难度的增加。如果是单极格局，管理起来相对最容易；两极格局也比多极世界要容易管理。

我参加过很多多边会议，深知让二十多个国家在某件事情上达成共识有多困难。比如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让27个成员国都同意一件事非常不容易。在多极世界中，国际合作的唯一出路就是像中国政府提出的那样，“大家商量着办”，通过协商与共同行动来应对问题，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对于解放军，我已经解释过其海外行动的主要内容：基本都是人道主义任务。当然，我也希望在未来，更加强大的解放军仍然如此。

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即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却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而世界上所有军队都强调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解放军角色的独特之处在于：解放军还肩负着推进国家统一的职责。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并保护自身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

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经持续向亚丁湾派遣了48批护航编队

所以在我看来，解放军有三大责任：推动国家统一、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以及承担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

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说过：“如果有一天中国改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如果它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进行欺负人、侵略人、剥削人，那时世界人民就应当把它看成社会帝国主义，把它揭露出来，打倒它，同中国人民一道来推翻它。”

我认为，当中国领导人说中国即便发展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时，这句话是出自真心的。这既根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崛起的确是和平的。它是否绝对“前无古人”可以讨论，但至少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问：在当今这种“混合型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在塑造人工智能治理、太空安全等新兴领域的规则方面，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周波：冷战时期，人们谈论“战略稳定”，基本上指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弹头数量大致相当。但在今天，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核弹头数量上的平衡或对等。然而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的发展水平几乎相当。这就是我的观点：在未来战场上，只有中美两国具备主导地位的潜力，因为我们是最善于运用人工智能的两个国家，日本或欧洲在军事AI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美。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章中写道，在未来的国际军火市场上，真正有能力出售先进武器的，恐怕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美国的武器价格昂贵，但经过了实战检验，盟友出于政治关系考量也“必须”购买；而中国的武器系统从印巴空战中就可以看出，它们同样出色但更加经济实惠。未来中国可能出售将不再只是几件作战平台，而是一整套系统。

我很高兴你提到了太空安全，因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很少有人每天都会抬头仰望天空。但事实上，太空正变得愈发拥挤、竞争激烈，同时也充满商业机会。中国在太空探索方面发展得非常快。想象一下，你坐在这里，就能远程操控一台在月球背面工作的探测器。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做到这一点。

外层空间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但也可能变成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领域。这就是我提出“太空相互确保脆弱”（mutually assured vulnerability in space）这个概念的原因。

冷战时期，人们谈的是“相互确保毁灭”这个概念；而在外层空间，实际上是“相互确保脆弱”，因为大家共享同样的轨道。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摧毁卫星的能力，但这种攻击会产生大量碎片，这些碎片会威胁到同轨道上的所有卫星，而太空碎片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被击毁卫星的大小。这就是我说“相互脆弱”的原因：所有国家在太空中都是脆弱的。

当然，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们是否会面临外层空间爆发战争的可怕局面。这并非空想，否则美国为什么要试图打造所谓“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呢？

但如果你建起“穹顶”，其他国家自然会想办法突破它。依我之见，一旦爆发太空战争，它要么是核战争的一部分，要么就是核战争的序幕。

因为如果你下决心攻击对手的卫星，意味着你已经“深吸一口气”，这绝不会是小规模冲突，而是总体战争甚至先发制人的打击。我真心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这也正是中俄联合提出“不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倡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