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妄议台湾之后，依旧动作不断：先是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自己的家乡奈良，又派出日本外务大臣访问菲律宾，重点将提及南海等问题。在中国宣布加强对日本军民两用产品出口管制后，日本财务大臣和防卫大臣也前后脚访问美国，希望能寻求到美国的帮助。

在此背景下，中日紧张关系是否会再度升级，并加剧亚太局势动荡？近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接受南华早报“Open Questions”栏目长篇专访，就台海局势、中美竞争、中日关系走向及全球秩序演变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周波强调，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在于中国相信和平统一仍具有可能性，而“台湾当局”的挑衅言论正侵蚀这一空间。

周波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台湾有事”上的强硬表态主要出于国内政治需要，但下一届日本政府必然在这一问题上更加审慎。中国并不寻求势力范围，而是以项目合作、人道主义行动及斡旋方式发挥影响力。他强调，中国不会填补美国收缩后的全球权力真空，因为所谓“权力真空”往往是陷阱而非机遇。现由北京对话王凡非将有关问答整理翻译如下，经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发表。

【文/周波；翻译/王凡非】

问：在台湾依然由倾向“台独”的民进党执政、同时不断加大对美军购的情况下，当前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有多大？在您看来，哪些具体的“红线”或“外部干预”的程度会迫使北京考虑非和平方式？

周波：我们所谈的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核心议题。它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在我看来，出路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中国大陆相信和平统一依然是可能的。

随着中国大陆变得更加强大，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实力增强会带来对最终和平统一更大的信心，因为台湾不可能“漂走”，时间站在大陆一边。另一种则是：在不断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大陆可能会考虑动用武力。这是两条非常不同的路径。

那么，中国大陆会走哪一条路？正如我最近在《时代》杂志上所写的，我认为这取决于“台湾当局”。目前，赖清德的言行非常挑衅。在选举之前，他就把自己称作“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他更是把中国大陆称为“敌对外国势力”，并声称台湾必须反对大陆的统战工作，甚至提出了17条措施，用来恐吓支持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的策略。

理解台湾问题，一个重要视角是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思考。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强大起来，怎么可能容许本国的一部分领土永远处于分离状态？这种寻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是再自然不过的。唯一的问题在于：统一是以和平方式实现，还是通过战争实现。我们当然希望朝着最好结果发展，但这并不完全由我们决定。

解放军进行登陆演习

问：中国在考虑动用非和平手段时，是否存在具体的红线？

周波：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有各自的战略模糊的做法，不只是美国在搞“模糊”，中国同样没有设定明确的最后期限，但二者的差别在于这种模糊的本质不同。在我看来，美国的战略模糊更像是一块掩饰实力下滑的遮羞布；而中国的战略模糊则是与自身综合实力上升而伴生的。这就是区别所在。

问：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采取强硬立场并进一步靠拢美国的背景下，您是否认为日本正在成为对中国和地区稳定不断上升的战略威胁，成为您此前所说的美国的“战略棋子”？还是说，这反而是一个检验日本外交灵活性的机会？

周波：高市早苗的表态明显出于国内政治考量。她曾声称，一旦发生涉及中国军舰和其他武装行动的“台湾有事”，就“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

我认为，即便她最终拒绝正式道歉，今后的日本领导人在行动上一定会更加谨慎。事实上，在高市早苗上台之前，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曾拒绝回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提出的一个问题：一旦发生冲突，他们是否会与美国并肩作战。这些国家刻意回避假设性问题，把最终决定权留给当时的政府。而他们这么做很有道理：如果美国自身的战略都是模糊的，盟友又何必采取“战略清晰”的态度？

但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是否会加入美国，这里存在一个现实问题。从法律上讲，日本必须为美国提供后勤支持，比如允许美军使用日本基地。但日本是否会真正与美国“肩并肩”作战，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兰德公司曾经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一份报告，结论是：没有人知道。是否参战只会在最后一刻，由日本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考量做出决定。

问：中国是否像日本看待中国那样，把日本视为日益上升的战略威胁？

周波：日本是这样看待中国的。在经济上，日本的增长并不快，但在防务开支上却大幅增加。我认为中日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不高，真正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台湾。

问：如果美国表现出对“中美G2式战略稳定”的某种开放态度，您会如何建议中国决策者加以利用？接受或拒绝这种由美国设定的框架，各自存在哪些风险？

周波：所谓“G2”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概念，当时向中方提出过，但被中方婉拒。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中国和美国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力量，这一点是事实。但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得出的结论。显然，世界格局已经超越了两极结构，就连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都在谈论，单极格局本身并不正常。

问：您的意思是，中国不应接受这一“G2”框架？

周波：我们当然不应该接受。首先，“G2”本身并不符合事实。其次，这会让中国与其他国家，甚至与朋友产生疏离感。因为如果中国接受这一框架，就会对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的现实视而不见，也会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其他国家的重要性形成偏颇的看法。是的，中国是一个重要“极”，但中国只是把自己称为“全球南方”的自然一员。

问：真正意义上的中美双边缓和是否可能？还是说，冲突与谈判周期性交替才是新的常态？

周波：一提到“缓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当年美苏之间的缓和时期。首先要问的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已经到了那种非坐下来谈不可、必须以“缓和”来定义双边关系的地步？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是以“恐怖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体现在双方几乎相当的核弹头数量上。

这样的背景在今天显然不存在，至少在核力量对等方面不存在。美国拥有超过5000枚核弹头，而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或美国五角大楼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大约只有600枚。

但如果只是谈相对和平或缓和紧张关系，这种情况是可能阶段性出现的。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当时是两个几乎没有经济往来的敌对阵营。今天，由于我们彼此之间经济联系极为紧密，出于现实需要，中美在一些领域出现局部缓和是完全可能的。

这呈现出另一幅图景：未来我们可能会不时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就像最近所见的那样，一些美国提出的加征关税等威胁未必能够真正落实，因此美国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降低调门。这种缓和本身可以视为一种“小缓和”。也许在未来的波动和竞争中，我们会不时经历这样的“小缓和”。

问：您一直反对把当前的中美竞争称为“新冷战”，并强调中国的克制。但在科技“脱钩”加剧、美国在亚洲扩展军事合作的背景下，中国的克制是否有被误读为软弱的风险？

周波：我之所以拒绝“新冷战”的说法，是因为冷战这种概念往往只有在事后回顾时才能成立。在冷战期间，人们每天都在为可能爆发的热战做准备。直到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回过头来说：“好，我们刚刚经历的就是冷战。”

但即便是算命先生也预测不了未来。当我们展望中美关系时，连未来会不会爆发热战都还说不清楚，又怎么能武断地称现在是“新冷战”呢？和平是需要争取的。

问：至于中国的克制，又该如何理解？

周波：从外界看，中国可能没有从前那样“克制”，但中国不会无端挑衅。长期以来，在界定这段关系时，中国一直强调“合作”，而美国则坚持把它定义为“竞争”。这段关系本质上是竞争与合作的混合关系，唯一的问题在于比例。对美国而言，我可以肯定他们认为竞争将压倒合作；而对中国来说，我们则希望在竞争中能够有更多合作的空间。

在可预见的未来，合作未必会压倒竞争，但合作的分量有可能上升。即便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现在也在乌克兰、红海以及许多其他议题上向中国寻求帮助。在他第一任期时，你几乎看不到他在什么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唯一算得上的可能就是气候变化——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合作，大家都活不下去。而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很多领域向中国寻求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