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认为国家层面应当出台哪些针对性政策调整举措？

张燕生：站在国家层面来看，核心落脚点还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执行效能。目前国家出台的政策、战略、指引都非常好，不管是推动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还是出口市场多元化、以质取胜的发展思路，各类顶层战略、扶持政策以及配套保障举措都已经制定得很好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到做到”的能力不足，很多好的政策受益的范围太小，真正知晓并享受到政策红利的企业更少。就拿RCEP、各类自贸协定的自由便利举措为例，日韩企业从中获得的实际红利，远远超过国内企业。与区域内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企业在自贸协定相关政策的普及程度与落地实效上，都存在明显差距。更重要的是全面强化政策落地执行能力。

此前我在海外调研时，有一个头号大国的官员直言，他们相关政策执行力强靠的是充足的人力物力投入，其配套政务服务人力投入规模，是我国的十倍之多。中国想要达到同等的企业出海扶持成效，就要重视在公共服务、监管效率、运行效率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

所以，想要做好企业出海扶持工作，一方面要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要持续强化政务服务与全局统筹能力。尤其是在帮扶中小微企业走出国门方面，现有的体系很好，但是政府需要着力提升政策传导效率与基层落地实效，这也是我们接下来需要重点发力的方向。

观察者网：我记得您2024年曾在观察者网的一场小型论坛中提到，中国要想从地缘政治的困境中“突围”，就必须出海，而出海就要构建一个有效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体系，您能否结合您的最新研究展开讲讲？关于企业出海，这些年国内的一些讨论和现实的案例，确实也让大家有所担忧，比如供应链外移、部分岗位流失、海外资金能否有效回流等。此前不少人认为，日企出海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是成功典范，但这些年日本国内本身产业状况的问题、企业海外资金回流和岗位提供等等，都成为其国内经济检讨的对象；您觉得我们能从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张燕生：在我看来，中日韩在这方面有不少共通点：三国均拥有巨额外贸顺差，顺差扩大后，贸易摩擦随之增多；在此背景下，各国企业出海步伐均显著加快，遇到的问题也高度相似。因此，这并非中国单方面的转型，而是整个东亚生产方式正在面临的系统性转型。我国作为外贸大国，要从东亚生产方式反思入手，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型。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就已经尝试推行过从依赖外需转向扩大内需的转型，最后失败了。而日本企业在对外贸易布局以及出海转型的道路上，既有诸多值得参考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不少引人深思的失败教训。长期以来，各界都在讨论日本经济三十年停滞的教训。对中国而言，剖析东亚生产方式的深层问题、明确其转型路径与方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企业出海布局，构建完善的GNP核算与收益回流体系至关重要。简言之，将本国海外生产要素创造的净收益，统筹纳入国家宏观战略与政策统筹范围。这里我们以美国为例，可以从三个不同视角去观察美国的经济现状。

首先，美国和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都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整体进口规模远远大于出口规模。但是这一统计的关键概念是“居民”，什么叫居民？只要美国企业在华经营满一年及以上就符合“居民”要求，其创造的增加值和贸易顺差就算中国的。过去的几十年，我国深度融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嵌入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我国很大一部分外贸份额都来自欧美、港台以及日韩投资商在华投资。所以依照居民统计标准核算，我国拥有海量贸易顺差。

可若是换成第二种统计方式，按照增加值统计，精准划分贸易产品的增值归属，就能清晰地发现中国名义上的大量顺差，本质上是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顺差转移过来的，属于顺差与增加值的跨区域转移。

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就察觉到其中存在的矛盾，发现我国外贸结构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十分相似，和印度、巴西这类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区别。经过探究发现，中国的外贸顺差与全球化、国际工序分工、外资相关。为此，中外学者携手展开针对贸易增加值的核算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正式确立起以贸易增加值为核心的核算体系，这也是第二种统计方式。

第三种统计方式则是以所有权为核心判定标准，不再单一依靠产业增加值作为核算依据，而是直接界定资产实际归属方。用这一标准衡量的话，美国毋庸置疑是全球范围内贸易顺差体量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海外要素净增值收益最高的国家。

所以，美国着手推动针对本土企业海外投资收益征税的相关政策。鼓励美国海外投资回归美国，解决大量收益长期滞留海外，本土产业空心化问题。

当我们从居民统计、增加值统计、所有权统计这三个不同维度去剖析美国，从而看清美国不只本土经济实力雄厚，在全球范围内，不管是技术、产业还是金融领域，都具备着极强的规模优势与综合实力。当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的形势下，搭建一套完备合理的GNP体系十分有必要。

事实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已经踏上国际化发展道路，企业资产已经开始全球化配置，诸多本土龙头企业早已成长为具备全球视野的全球性跨国企业，这已经成为当下十分普遍的发展现状。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加快完善围绕GNP搭建起完整的统计指标、数据核算、配套政策以及业绩评价体系，建立起能够精准统计海外要素净收益、贴合实际发展的考核评判机制。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个工作虽然一直在做，但是依旧需要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

我们既要认真总结美国、欧洲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暴露的问题，也要汲取日本贸易发展和海外投资的路径模式和经验教训。纵观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就能发现，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少跨国经营的企业都会逐渐被当地本地化的企业打败，这会导致布局全球的企业在一个时期会陷入困境，不断收缩布局。

所以，美国、欧洲、日本的案例各自有各自的经验教训，都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特征，也摸索出不同的发展规律。现如今我国经济发展也步入了全新阶段，不管是经济数据统计、宏观政策制定，还是行业发展评价、政绩考核标准，都需要跳出固有思维，站在全球视野之下，客观审视自身产业增加值带来的实际效益，清醒认清前行路上的各类经验、潜在风险与挑战，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

观察者网：在这一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不少专家呼吁建设各种类型的全民基本收入（UBI）体系以刺激国内需求的想法？这是不是我国转型的重要一步？

张燕生：我觉得这套体系本质上是十分理想主义的体系。如马斯克一直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创造财富的效率与能力会达到极高水平，到那时社会财富会极度充裕，人们不需要工作就能够获得很高的收入和福利。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十分美好的设想，但现实中落地难度极大。就拿马斯克对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这番预判来说，我个人认为根本无法实现。

如果世界上最富裕国家1%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人口的财富总和，问题就不是财富创造力的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富人会让出既得利益吗？我认为不会。说到底，人性的特质，就注定了这份美好愿景很难成真。我同样十分认可这份理想构想，也由衷希望社会发展能够朝着这个方向靠拢，在这方面日本收入分配其实有不少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日本民众的收入大多和年龄挂钩，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同年龄段人群的收入水平基本持平，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得，也让日本的贫富差距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过日本也存在自身的发展弊病，此前有相关财经媒体做过调研，对比中日美三国1996年出生的“Z世代”年轻群体，发现日本这一代的年轻人普遍缺乏奋斗欲，没有结婚致富、建功立业的想法，完全没有欲望。

日本被称为“低欲望社会”

日本当年在与美国产生经济摩擦时，被迫舍弃了原本的终身雇佣制度，此后国内灵活就业人群占比持续攀升，直接导致民众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不断下降，这也是日本如今的发展难题。但即便这样，日本在收入均衡调配、兜底民生保障上的经验十分亮眼，国内几乎没有生活极度贫困的群体。

但我们国家有着独一无二的基本国情，地域辽阔、人口基数庞大，诸多举措都不能直接照搬套用他国经验。就拿学生校车接送这件事来说，究竟该由家长负责，还是交给学校？我认为应该是学校的责任，比如我有三个孩子，分别是两点、三点、四点下课。如果全靠家长照料，家长根本没法工作；可如果是学校的责任，每所学校配备校车接送，那么经过粗略核算所需车辆数量与投入资金，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这项政策的推行成本会过高，很难大范围落地。

所以中国制定各类民生政策，终究还是要立足本土实情，贴合现实条件稳步推进，我更倾向于推行分散决策的方式。想要真正拉动国内消费增长，最关键是降低普通人通过劳动、创业、创新改善生活品质的门槛，让大家可以依靠自身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其实老百姓都不愿单纯依靠社会福利度日，更愿意凭借自己的双手踏实打拼，只要打通发展渠道、破除发展障碍，再搭配政府完善的基础福利保障，消费市场自然能够稳步激活。

眼下制约国内消费活力释放的核心因素，还是老一辈人勤俭持家的传统观念。历经艰苦岁月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即便手里有钱，也习惯性储蓄不愿轻易消费。他们并非没有消费能力，这一代人自幼吃过苦、挨过穷，哪怕日后家境逐渐富足，平日里的生活作风依旧简朴节俭。新生代所面临的各类生活压力，也让他们不敢随便消费。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落到实处，提升说到做到的能力，这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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